Page 33 - 《社会》2013年第2期

社会· ２０１３ · ２

地经营使用权，但“田面权”可在使用权的意义上进行交易和流转。这
种“一田二主”的情形， ２６ 确立了一种极为复杂的多重占有关系及其权
利关系，加之明代中叶以后部分地主开始施行“以农起家，以末辅之，农
商兼营”的经营策略（参见傅衣凌， ２００７ ），使得占有和经营关系变得更
为复杂。事实上，这种土地制度直接影响到了农民对于土地收益分配
以及附着于土地之上的工商业收益分配的理解，即他们往往容易追索
“田面权”，而非“田底权”意义上的剩余权。这一逻辑与研究三所说的
集体成员追索乡镇企业收益的剩余权的逻辑非常相似：在很多地方，农
民们更看重乡镇企业的收益总额中相当于土地收益的那部分剩余，而
对其他剩余则采取让渡的态度。这些具有理论意义的假设，说明乡镇
企业虽然是晚近出现的现象，但其占有、经营和治理关系的组合，在人
们的习惯和观念中却很有可能留有丰富的历史印记，在某些体制或环
境的激发下，这些传统因素有可能会重新焕发活力，渗透进现实的具体
实践和制度创造之中。但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如前文所说，传统土地制
度经由 １９４９ 年之后“去宗族化”运动和集体化的结构改造，形成了以合
作社、社队企业为基础的新的制度基点。在这个意义上，乡镇企业的构
成，实际上是将传统的制度文化资源与集体化运动的遗产以及改革开
放提供的新的制度空间相互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全新的组织形态和
运行机制。
与经济史的考察一样，观念史的考察也很重要。地方上的民情塑
造与其特有的思想文化传统密切相关。比如，在苏南地区，自明代以
降，程朱理学便与经世之学相汇通，东林学派始领风气，主张“士农工
商，生人之本业”，以及“爱商恤民，上不妨工而下利于途”的“利国益
民”原则， ２７ 而在观念史中具有更重要位置的，是以惠栋等人为代表的
乾嘉学派中的“吴派”分支。惠栋秉持“通经致用”的基本理念，强调“通
古今之变”，主张“经之义存乎训”，治学必须从训诂入手才能“通经”；其
次，“通经”乃为“致用”，他赞同顾炎武有关“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

２６． 根据傅衣凌（ １９４４ ）的研究，甚至也有“一田三主”的情况发生。
２７． 乾隆时期，苏州紫阳书院提出“于明理之外，务期实用，凡水利、农田、兵刑、备荒诸政必悉
心讲求”。光绪初年，江阴南菁书院则号召“专课经学古学，以补救时艺之偏”，在“古学”课考
中，收纳进天文、算学、舆地、史论等实学科目，创造了与科举教育全然不同的风习（参见蒋明
宏， ２００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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