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31 - 《社会》2013年第2期

社会· ２０１３ · ２

合冲突的？在协调、弥合冲 突的 过程 中，发 展出 了怎样 的组 织技 术，
进而生成了何种政治文化与治理传统的最初形态？ １６ 在这个问题上，
伯恩斯坦（ 犅犲狉狀狊狋犲犻狀 ， １９６７ ）有 关“参 与式动 员”的 讨 论 可 以 提 供 很 多
新的启发。伯恩斯坦 对比 了中 苏两 国的 农 业合作 化进程，他将 苏联
的动员模式归结为“命令式动员”，而将中国的动员方式称为“参与式
动员”。他指出，中国和苏联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都向村庄派出了工
作队，但苏联工作队采取的是强制性措施，而中国工作队的任务则是
对农民进行宣传和教育。但 我们要 去追 问的恰 恰是：为 什 么会 形成
这种治理传统与政治文化上的差异？中共“参与式动员”的社会发生
学情境是怎样的？
（二）“固化”：中共党史研究领域的局限
作为独立研究领域的中共党史研究在几十年的发展变化中越来越
呈现出“史学化”的特征，并逐渐摆脱政治话语和意识形态的限制，同其
他有关中国革命的研究传统进行对话和讨论。但是我们仍需看到，经
历了“史从论出”到“论从史出”转变的中共党史研究，依然存在着两个
层面的问题：
其一，“平反—正名”模式的内在局限。在这里，中共党史研究领域
需要面对的一个棘手问题是，如何进一步走出“平反—正名”这一总体
问题意识和思维惯性的限制，也就是说，如何能够让中共党史研究无论
从方法上，还是从问题意识上都完成其自身的“学术化”过程。这一点
尤为重要。我们固然要通过严谨的史料考证来澄清历史事实乃至孰是
孰非，但在这一过程中，很多更重要的共产主义文明的意识形态、运作
机制乃至制度本身的发生过程与实践形态都被忽视掉了。在这个意义
上，中共党史研究视域下的土地革命问题，首先可以尝试跳出某一阶段
的土地政策处于哪条路线、是“左”还是“右”这样的问题逻辑，而尝试在
共产主义文明的层面上、在制度的发生学与政治传统的发生学的意义
上去重新提出问题，拓展思考路径。

１６． 后来的研究者中以陈耀煌（ ２００２ ）为代表，开启了“地方精英”的研究模式。他们认为共产
党的成功动员，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妥善处理了党与地方精英之间的关系。但这一研究存在
的问题依然在于，“社会动员”并不只是处理与“精英人物”之间的关系就可以完成的，更为重
要的是，我们需要考察在这其中生发了怎样的治理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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