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35 - 《社会》201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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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２０１３ · ２
社会经济史这一脉络的研究同样也陷入到了“重史实而轻史识”的困境
中。这些研究很精致，也很具体，但是却因为社会史与革命史之间的脱
节而流于琐碎，从而以碎片化的方式呈现出来。
六、结语：“发生学”意义上的再出发
经过上述简要的学术史视野的梳理之后，本文初步澄清了土地革
命本身的问题化进程。
在问题意识层面，美国的中国革命史研究经历了从“主义之争”到
“社会革命”的基本转换，研究者不再简单地将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理解
为政治哲学意义上的“主义”的竞争或者是政治精英的权力斗争，而是
将其定义为一场“大众动员”意义上的社会革命。在这样的背景与前提
下，微观史学与社会史开始成为革命史研究中的主要理论范式，土地革
命成为中国革命史研究中的重要经验论题。
在理论范式层面，随着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进程，越来
越多的研究者可以到中国大陆进行实地调查和获取资料，有关土地革
命乃至中国革命的研究范式随之悄然发生转换，社会史与微观史学成
为主流的研究思潮与理论范式。学者们从过去关注宏观的结构问题、路
线问题、意识形态问题转而开始去考察过程、事件等细微的历史进程，试
图真正在“社会革命”的意义上理解中国革命的复杂面向。
在具体议题方面，随着上述两个环节的转换，研究者不再将目光聚
焦在政治精英本身的个人经历、政治思想以及政治派系之间的角力和
竞争，而开始去关注土地革命本身的动员效果、动员过程以及动员过程
中的权力技术与运作逻辑，同时去考察一系列权力运作所形塑的具体
历史效果。
行文至此，我们基本上理清了不同时期随着基本问题意识、理论范
式的转换，“土地革命”这一研究议题本身所具有的现实意义的变化。
然而，这些研究传统的流变都有自身的内在局限，特别是从“主义之争”
到“社会革命”的转换之后，无论是口述史研究还是社会经济史研究，这
些从不同方向、不同学科和不同视角所做出的努力也都存在着各自的
问题。
本文认为，正是在充分理解和认识各种学术传统的自身局限和问
题的情况下，所谓“新”的学术研究一定要首先在“问题意识”的层面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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