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36 - 《社会》2013年第2期

学术史视野下的中国土地革命问题

确研究所关心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特别是在面对“社会转型”的基本
情况下，研究者应该延续口述史研究传统所提出的“理解共产主义文明”
这一总体问题意识———对“共产主义文明”有总体性的、历史性的理解，
实质上是明了中国社会的当下处境、历史境遇与历史选择的前提。
那么，我们究竟在何种意义上能够推进这一总体性问题意识呢？
其一，在“问题意识”层面上，不去讨论“中国共产党何以成功”或者
“土地革命是否成功”这样的问题，也不纠缠于某一时期土地革命的具
体政策究竟属于正确抑或错误路线这样的问题。我们需要重新面对的
是这样一个总体性问题，即在共产党政权借助一整套外来意识形态改
造中国社会的实践中，究竟遇到了哪些问题与困难，产生了怎样的矛盾
和张力？更为重要的是，为了协调与弥合这些张力，共产党政权采用了
怎样的具体方法？在实践的过程中，究竟生发了怎样的组织技术，形成
了怎样的治理传统与政治文化？我们需要通过社会史的考察去进一步
理解共产党政权独特政治传统的历史生成过程。 ２０
其二，在研究议题上，应该尝试去处理土地革命的“发生学”问题。
这个发生学问题至少包含如下三个层面：第一，时间上的发生学，即将
研究维度扩展到中央苏区时期共产党政权在苏维埃地区的土地革命实
践中，去考察土地革命的历史源头；第二，发生学问题也是指土地革命
在意识形态上的源头问题，即土地革命本身在意识形态框架中的位置
何在？与以苏联为主体的共产国际当时的革命意识形态是何种关系？
在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们去处理发生学意义上的土地革命问题
并非单纯地将时间维度扩展到苏区时期，而是要去考察在将这样一套
意识形态（苏共的马列主义）引入中国并展开对中国社会的全面改造
时，共产党政权进行了怎样的调试？这一过程中都融合了原本地方社
会中的哪些社会性要素，才逐渐在历史的进程中形成了一整套程序技
术（如土地革命中的划分阶级成分、诉苦、土改等）？第三，历史担纲者
层面的发生学问题。本文认为，对于中国共产党高层精英的研究在土

２０． 实际上，这一点非常重要。从地理上看，闽粤赣边区已被学界公认为是一个相对独立而
完整的文化区域，而这一宗族组织发达、土客关系复杂的文化区域又和中央苏区在地理上高
度重合，这就提示我们必须追问如下问题：在苏维埃时期，共产党政权在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
过程中，究竟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生发了怎样的组织技术与治理传统？在这一过程中，各种
独特而复杂的社会历史要素都产生了怎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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