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41 - 《社会》201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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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 年,费孝通提出“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的理念。他基于阅
              读中国古典文献尤其是钱穆作品的体会,以“心学”为例,对中国社会学
              的一些固有概念做了开放式阐发。然而,英雄迟暮,费孝通未能来得及
              进一步深化和拓展这一论题。
                  近年来,部分社会学者开始像费孝通一样把视野转向中国的传统
              学术,包括 1949 年之前的中国社会学传统。那么,在现代性或后现代
              性的冲击下,今天的中国社会学如何接续自己长期断裂的思想传统,如
              何从传统学术中激活社会学的历史感、经验感和总体性,从而确立自身
              的“总体社会科学”的品格呢?
                  基于上述认识, 2012 年 11 月 3 日至 4 日,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哲学社会科学部与上海大学社会学院、社会杂志社共同主办的“中国社
              会变迁与社会学前沿:社会学的历史视野”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大学召
              开。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 20 多位学者聚集一堂,就社会学的历史视野
              之拓展、构建总体性社会科学等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

                  一、中国学术传统的追溯与接续

                  如前所述,拓展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历史视野需要我们对中国的学
              术传统进行系统反思。在本次研讨会上,与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中国
              学术传统进行了再现和批判。杨清媚通过分析费孝通的著作,从中提
              取出知识分子与知识、社会的关系的线索,讨论费孝通在汉人社区研究
              和民族研究 两 方 面 的内 在关 联。杨 清媚指 出,费孝 通 从 早 年 一 直 到
             1950 年代,都难以摆脱他早年受到的韦伯从制度与伦理分析知识分子
              功用以及现代化理念的影响,从事功出发来分析知识分子在现代化中
              的地位和作用;在晚年,费孝通受到新儒家的心学传统的影响,思想发
              生了重要转变,从追求事功,转而探索人的精神世界。
                  潘星辉选择黄仁宇的学术道路作为发言的论题。他指出,“新史
              学”在中国的形成时期,正是对“新史学”极具价值的传统社会发生断裂
              和分崩离析之示,但在“旧社会”坍塌之时,“新史学”却未能及时把握这
              一机遇,“冷静地实施观察”,以呈现社会大变迁这一图景;相反,民国时
              期的中国社会学家在这方面多有建树。潘星辉认为,生于 1917 年的黄
              仁宇是少数几个成功往返于“旧社会”与“新史学”之间的华裔历史学
              家,其“前半生有了从前面与下层观察事实演化的机会”,后半生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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