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45 - 《社会》201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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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史研究,先对事件、人物、时间和空间作总体史的勾划,再对关键
的制度史结合地方史展开研究,然后对新出现的政治术语作语言学的
追溯,并结合当时的政治、军事情势,相关的社会思潮及社会史、地方史
的研究成果,探索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传统和政治正统的生产逻辑,其与
外来思想和制度的吸收与改造之间的内在关联,以及其中沉淀的复杂
的地方传统及历史行动者的创造结晶。
三、西方社会科学研究路径的反思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路径无法规避西方思想史与社会科
学的重要参照系地位。因此,中国社会科学的历史感、经验感和整体感
的重建,一方面必须立基于对自身学术传统和社会思想、社会生活的反
思和接续,另一方面则必须立基于对西方社会科学传统的分析与批判。
孙飞宇基于舒茨的“主体间性”概念对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论展开反
思和批判。他将对“主体间性”的理解置于更大的近现代欧洲思想史传
统下,指出了舒茨的焦虑:关于主观意义脉络的科学是如何可能的?社
会科学研究者如何能够既保持客观性态度,又以富有意义的方式来进
行研究?西方主流的社会科学研究往往假设自身与个人的意义世界了
无干系,行动者是木偶,研究者是导演。 1950 年代米尔斯在《社会学的
想象力》中对默顿—拉扎斯菲尔德的坚固联盟的激烈批判实际上就是
对定量社会学的上述假设的反思。舒茨对“主体间性”展开进一步的探
讨,提倡社会世界有多重形式和结构,批判了抽象人假设,在很大程度
上同米尔斯的批判是一致的,并涉及社会学如何获取关于社会的知识
的核心问题,具备学科建设的意义。
基于上述研究,孙飞宇认为,以某一种研究方法为绝对标准的研究
态度以及学科规训方式,都不利于我们对社会学进行全面理解和深入
探讨,也不利于对当下现实和各种传统的理解,社会科学应该重返生活
世界,推进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的复杂化和丰富化。孙飞宇还指出,经
典社会学家们丰富的思想史根源以及兼容并包的学术态度是经典社会
学旺盛的生命力的源泉。
张佩国关注阶级的整体观在具体研究中如何呈现。他指出,相比
于许多关于阶级的讨论局限于各自的学科领域(如哲学、政治学、经济
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内各自为战,人类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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