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44 - 《社会》2013年第2期

“ 总体性”与社会学的历史视野

局范畴，而这种维度已远离了亲缘基础。周飞舟认为，这种复杂的差序
格局逻辑所呈现的社会关系的本质即使在今天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
会运转中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是理解中国现实社会的重要视角。
因此，理解当代中国社会，需要我们回到对传统社会关系的理解中去，
尽可能承继和拓展费孝通、梁漱溟等诸位前辈所开辟的对“伦理本位”
的中国社会结构的研究路径。
张江华以明代嘉靖年间广西土司岑猛事件为例，呈现了帝国政治
中尊尊与亲亲的复杂关系，并以此为线索探索国家政治与地方政治之
间的关系，可以被视为对吴飞和周飞舟有关差序格局论述的一个例证。
岑猛事件的肇端是嘉靖皇帝与朝廷文官集团之间的权力斗争，通过“大
礼仪之争”集中爆发。在争端中文官集团分为两派，在地方上继续争
斗。土司作为封建的产物和皇权在地方的代表，既在皇权体系之内又
在文明秩序之外。岑猛作为土司只知有皇帝而不会敬礼仪；文官集团
要在道统上压制皇帝，同时，对于岑猛在地方上的飞扬跋扈早有嫌愤。
岑猛被裹挟进这场权力斗争并最终殒命，根本原因是皇权对官僚体系
的让步，以地方政治的反拨舒缓朝堂的矛盾。这个过程同时也是当地
社会瓦解，儒家渗透到地方进行社会重建的过程。 １
近年来，应星与他的一些同事力图把中共党史带入社会学的视野
中。对于应星而言，这种尝试的终极目的不仅仅是拓展社会学以及中
共党史研究的领域，而是试图在“大历史”观照下理解“现代政党国家是
如何建构的”这一基本问题。应星指出，共产主义引入中国 １００ 年来创
造出了一个新传统。他从陈寅恪早年的华夏农耕文明在尚武民族包围
和冲击下发生了怎样的变动的问题意识中获得启示，将自己的党史研
究的问题意识简略地界定为：共产主义文明自传入中国后，与中国传统
发生了怎样的遭遇？中国共产党从苏联和共产国际那里拿来了什么样
的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在中国的实践中发生了什么变异，给今天
留下了什么？为回答这些问题，应星努力打通中共党史与社会史，中共
党史与苏联党史、共产国际史，中共党史与国民党党史之间的隔离，并
突破国外学者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形成的集权主义、社会革命以及文化
和地方精英等三种主导范式，而借鉴历史长编法，对中共党史作长时段

１． 参见：杨清媚， ２０１３ ，《社会学如何在历史的基础上思考中国未来》，未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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