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42 - 《社会》2013年第2期

“ 总体性”与社会学的历史视野

“在事后阐释此中情节”，并将前半生经验转化为后半生学术建树的基
础，从而有效地把握住了社会转型与学术转型这一不可复制的历史。
历史学应该汲取社会学的“现场感”优势，将其转化为历史学的知识生
产机制。
与潘星辉重建黄仁宇的“大历史”路径构成对照的，是闻翔对民国
时期劳工研究的再讨论。劳工研究是民国社会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譬
如，在“魁阁”传统中，费孝通比较看重史国衡的《昆厂劳工》，并为史国
衡未能继续这一研究而深感遗憾。闻翔指出，从总体性社会科学的角
度看，民国时期的社会学家高度重视劳工问题，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乡
土中国衰落而工业社会初露端倪，劳工现象是当时社会转型的缩影；纵
向地看，若 不 了 解 这 一 时 期 的 劳 工 状 况 和 劳 工 研 究 成 果，就 难 以 对
１９５０ 年代新生政权如何对不熟悉的城市社会包括“旧社会”的劳工施
行改造和整合做出恰当的分析，容易割裂 １９４９ 年以来中国的劳工史与
此前的劳工史之间的内在关联。
针对闻翔的研究，渠敬东指出，民国劳工研究的路径是多样化的，
如陶孟和就不认可马克思主义学派之工人个体直接构成阶级的观点，
认为被关注的不应该是工人个体的“现代”转化，而应该关注工人家庭
的转化，所以，陶孟和通过家计调查的方式，关注诸如家庭消费等问题，
来探讨这一转化。而且，今天我们研究民国时期社会学家的劳工研究
的最为核心的价值在于呈现前辈面对现代性的研究途径，这也是费孝
通重提这段历史的真正动因。孙飞宇指出， １９４９ 年后，工人成为国家
建设的主体和国家自我认同的载体，因此，闻翔笔下的民国时期的劳工
形象在新中国成立后是如何发展这种转换的问题可以作为我们进一步
研究劳工史的重要起点。
赵丙祥以民国时期北大国学门的歌谣研究会为例，考察了国家神
话与历史和民心的关联。在白话文运动中，学者们倡导回到民间，认为
在那里可以找到表达真性情的东西；在歌谣中爱情和儿童教育成为两
个常见的主题。这种“俗”某种程度上构成当时反礼教精神的载体，并
构成一种催生新文化的集体性力量。渠敬东敏锐地从赵丙祥的研究中
发现了“民情”在中国社会转型期得以表达和重建的具体途径，指出陈
寅恪的雅文化研究同民俗学的俗文化研究之间相互通达的可能性。
林鹄关注的是社会史研究与国家史、王朝史研究之间的关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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