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43 - 《社会》201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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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２０１３ · ２
指出，史学的基本任务之一是还原古人自身的历史观与现实观，古人如
何看待历史及其对于自身生活及所处社会的看法，是今天的研究者作
为不在场的“他者”必须思考的核心对话内容。正史不仅是构建正统性
意识形态的工具，还承担着总结治乱兴衰的大任，是古人的历史观与现
实观的载体，其所拥有的全局视野亦是地方文献难以企及的，因此，社
会史不能取代传统的王朝史和国家史而成为一种全新的中国历史的担
纲者，而只能为王朝史和国家史框架提供有益的补充。基于这种认识，
林鹄对“中国古代史领域内的社会史研究”进行了反思，努力找寻弥补
地方史研究较容易出现的“碎片化”问题的路径。他认为如何理解士大
夫的“二重人格”（比如经典教育与民间习俗构成的张力）是一条可能的
通道。
二、重回历史现场
与部分学者努力从中国近代学术传统中打捞可资利用的思想和方
法论资源相对应的是，一些学者试图重返历史现场，通过对历史的再研
究呈现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内在关联。
吴飞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杨清媚所阐述的费孝通的跨文化研
究思想的回应。吴飞认为，理解中国文化及社会结构有必要从古代礼
制结构及其背景机制来进行，因此，近年来他把自己的学术兴趣定位在
中国丧服及礼制研究方面。但他并不拘泥于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而
试图拓展一条新型的中西比较路径，与西方学者的古典社会研究进行
对比。因此，在重读西方经典著作（如弗雷泽的《金枝》、库朗热的《古代
城邦》）的过程中，吴飞把注意力从作者的结论转移至这些不同著作之
间呈现的共同的问题意识，如婚姻制度和家庭制度、家族制度和国家制
度、国王的神圣性及与之相关的神圣与禁忌问题，等等。在此基础上，
吴飞尝试勾连中西古典制度，在洞悉人类不同文明的异同的同时厘清
中世纪基督教传统以来西方社会理论的根源及背景。
与吴飞合作开展中国古代丧服与礼制研究的周飞舟赋予古制研究
另外一种价值，他以呈现某个制度或者事件在具体运作中所隐匿的社
会关系的本质及意义为核心论题，试图在古今之间建立关联。周飞舟
通过丧服制度的研究发现，差序格局在其源头上不仅独有一个“亲亲”
维度，还存在“尊尊”维度；此外，臣为君服的“贵贵”体系也属于差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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