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33 - 《社会》2013年第2期

社会· ２０１３ · ２

和“运作逻辑”本身在政治文化乃至总体结构中的位置， １８ 这也就连同
下面两个因素一起，造成了口述史在解释链条上的局限：
其一，强调“共产主义文明的运作逻辑”的口述史研究，尽管分析了
国家权力在土改实践过程中的现实逻辑及其塑造的复杂历史效果，但
是受困于口述材料搜集的困难，其研究时段往往局限在延安时期以后，
从而无法回答土地革命的发生学问题：为什么会采用土地革命这样的
具体进路来推进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 １９ 在这样的历史进程
中，农民运动缘何走向了具有明确政纲的土地革命？在这样的过程中，
形成了怎样的政治传统与政党伦理？都是哪些具体的历史因素影响了
这一政党伦理的形成过程？
其二，口述史研究中所呈现的“共产主义文明的运作逻辑”并没有
太多考虑中共的革命实践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当时苏联布尔什维克马
列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中共早期的革命实践，在意识形态上与当时
苏联布尔什维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直接相关，在现实政治
上又受到共产国际的经费资助与直接领导，因此，早期的中共政权对于
时局的判断与主张，往往随着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在世界革命中的
位置以及对中国革命自身性质、形势与所处阶段的判断的变化而不断
变化。从革命的发生学上来看，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实践有着自己的
主导政党，有着明确的革命纲领、意识形态与话语体系，同时又通过严
密而有效的组织架构和权力技术付诸实施。因此，从本质上讲，中国的
共产主义革命实践，实际上是作为政党组织的中国共产党试图用外来
引进的一整套意识形态体系来改造中国社会的实践，这样一场实践的
过程包含着国家权力主导的意识形态以及具体的社会状况两个方面，

１８． 对所谓政治文化的理解，目前学界尚未有明确而统一的讲法。就笔者目前的理解来看，
我们不能仅仅用“权力技术”与“运作逻辑”这两个环节去理解“政治文化”和“治理传统”，这一
概念至少还应该包括“意识形态”、“组织架构”、“程序与管理”、“组织技术与权力技术”、“符号
与话语”等内容。篇幅所限，在这里笔者不再展开论述。
１９． 实际上，后来秦晖（ ２００１ ）等人的研究都已经指出， ２０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乡村社会中，
土地集中的程度究竟有没有到了必须以“土地革命”的方式来解决，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讨论的
问题。因为在华北、关中等地，地主阶级不仅没有占据土地的大部分，甚至出现了一个村庄找
不到严格意义上的“地主”这样的情况，即秦晖所谓的“关中无地主”，因为在这两个地方，自耕
农乃是农民经济的主要形态。同时，这一基本判断也在有关华北、关中地区的口述史研究中
呈现出来（参见李康， １９９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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