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34 - 《社会》2013年第2期

学术史视野下的中国土地革命问题

而并非自发的社会革命与大众动员就可以涵盖。通过对这一根源性问
题的讨论，我们可以进一步深入理解在中国社会中逐渐铺陈开来的所
谓“共产主义文明”的具体逻辑与实质意涵。
（四）“脱节”：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不足
如果将陈翰笙与傅衣凌的研究归到“社会经济史”这一标签之下，
那么这两种研究传统则呈现出了双重的脱节特征：
其一，生产关系与社会关系的脱节。陈翰笙（ １９８４ ， ２００２ ）等人有关
华南农村土地问题的研究以及“半封建社会”的判断，实际上是用以经
济要素为核心的生产关系完成了对包括血缘、宗族、地缘等要素在内的
社会关系的替换。在这个意义上，以人口、劳动力为标准的“生产关系”
在何种意义上可以完整呈现乡村社会的具体分化方式就构成了一个重
要疑问。对于华南地区而言，地主和农民、族田族产与佃农之间的关系，
并非只是单向度经济意义上的剥削关系———在宗族组织发达、客家移民
聚居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族田族产与佃农之间、地主与农民之间都可能
同时存在着更为复杂的积极与消极面向：地主与农民之间既可能是同一
家族的庇护关系，也可能是土客分野的对立关系。但无论何种具体情
境，都并非单纯经济要素意义上的“阶级分化”所能够涵盖的，这也就构
成了中国农村派“泛阶级化”的分析理路所存在的内在局限与张力。
其二，社会史研究进路与革命史研究的脱节。在一定意义上，傅衣
凌（ ２００７ ， ２００８ ）重视所有制结构之社会基础的社会经济史研究进路乃
是“具体”的社会史研究，而且更多地是从区域社会文化的视野出发来
思考问题，这样的确可以避免“抽象”地处理社会史问题，即避免将“社
会史”视角简单理解为脱离于具体社会历史环境的、贴上了各种“阶层”
或者“阶级”标签的“群体”对于“革命”的反应与行动。但是，这一研究
传统的最大问题在于，它天然地割裂了革命史与社会史之间的关系。
事实上，饶伟新（ ２００２ ）尽管列举了土改前赣南地方社会包括宗族、土
客、阶级等在内的极为复杂的历史要素，但整个研究却并未回答这样一
个问题，即这些历史因素在后来的赣南土改过程中都起到了怎样的作
用？我们也无从知晓，在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的实践过程中，在中国共
产党作为一个独立的政党组织生产自己的政治文化和统治传统的过程
中，这些地方性的要素都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这些要素与中共本身的
政治理念、组织架构之间怎样融合、发展与流变？这些未解的议题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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