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7 - 《社会》2013年第2期

社会· ２０１３ · ２

就不会具备必要的结构条件。双轨制的原则是“保护存量、培育增量”。
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到 ８０ 年代初的改革，所谓“存量”，即是计划经济
的再分配体制，特别是对于分属各行政层级的公有制企业以及广大城
市社区来说，重建以单位制为基础的体制治理结构，是清理“文革”乱
象、恢复生产和生活秩序的必要举措。而所谓“增量”，则是以家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为改革契机，在计划经济的存量体制外围培育非体制性的
生产活力，借此扩充资源的自由流动，松动单位制的体制瓶颈和规范效
应，逐步形成初级市场体制。中国经济学家常把这种增量改革作为中国
式渐进改革的成功基础（参见樊纲， １９９３ ， １９９４ ；林毅夫、蔡窻、李周， １９９４ ；
犖犪狌 犵 犺狋狅狀 ， １９９４ ），并认为即便是在广大农村，也依然是在双轨体制的前
提下来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如通过继续保持国家对粮食的收
购，采取“价格双轨制”而非“土改运动”来激励农村集体化生产制度的改
变，从而实现整体的“帕累托改善”（张军， ２００６ ： ９７ ；胡汝银， １９９２ ）。
不过，从改革策略来看，双轨制改革的目的是要在存量与增量之间
建立一种互为激变的关系，即在一定程度上守持体制存量的情况下，培
育和发展原有体制之外的增量，通过保护存量来控制增量的过快扩充，
避免增量因偏离路径依赖的逻辑而产生系统风险；同时再通过增量的
积累而形成结构性的变迁动力，促发原有体制的应激性反应，从而实现
社会结构的逐步转型（渠敬东， ２０１２ ）。因此，从体制治理的角度看，通
过双轨制的逻辑，既在存量与增量之间搭建起了一种波兰尼意义上的
“嵌入关系”，同时也在意识形态上让塞勒尼所说的再分配体制下隐藏
着的市场交换关系重新出场，获得明确的合法性基础。双轨制既造成
了一种经济上的分割结构，同时也为存量与增量之间的有效联结提供
了体制保障。一方面，作为计划经济基础的国有经济依然通过行政体
制实行指令价格、资源集中调拨以及级别工资制度；另一方面，新兴的
非国有经济则从生产、销售、产品定价和劳动工资等方面开始探索市场
化的运行机制，特别是在从农业积累向工业化积累、从农产品交易向轻
工产品交易的拓展扩张过程中，这种优势变得更为明显。
现实说明，双轨的两端并不是各安其位、互不往来。事实上，在农
村工业化的初期阶段，乡镇企业就仅凭手打机磨，用粗陋的手工作坊生
产向“短缺经济”发出了挑战，迅速依赖初级产品生产形成了“农村包围
城市”的局面。再后来，乡镇企业抓住国营企业“放权让利”的承包制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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