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5 - 《社会》2013年第2期

社会· ２０１３ · ２

就西方制度史而言，资本主义体制也有着辗转多变的生成过程。
在《论法的精神》中，孟德斯鸠（ １９９３ ： １９－２９ ）曾提出一个创见：如果我
们从“法”，即“来源于事物本性的必然关系”出发，探究国家运行的基本
规则，就不仅要考察政体的性质，即一个体制的制度结构，更要考察这
种政体的本原，即那些能够让政体运动起来的人们的情感构成。换言
之，构成社会秩序的，既缺不了恰当的治理体制，更少不了与这种体制
相适应的情感基础。在这一点上，旨在培育这种情感基础的教育，应是
成为公民所需要最先接受的“法”。孟德斯鸠所说的后一种治理意义上
的情感本原，即是社会学家们常说的“民情”或“民风”（ 犿狅狉犲狊 ）的概念。
托克维尔对于美国民主与法国革命的分析，就是基于政体结构与民情
基础是否匹配的原理而形成的论断。
特别是在社会急剧变迁的时代里，国家体制非但不容易对民众的
情感结构起到决定作用，反而会因要摆脱它而实施制度改造，造成整个
社会的文化不适。涂尔干（迪尔凯姆， ２００１ ；涂尔干， ２００３ ）有关失范型
自杀的论述，就说明了 １９ 世纪欧洲的资本扩张迅速革除了整个社会的
道德情感基础，传统的职业群体无法再形成社会连带和保护作用。不
过，体制与民情之间存在的张力也对制度决定论提出了挑战。在两者
之间，体制总试图通过调动官僚制的常规权力、政治运动的专断权力乃
至学科化的知识权力来规制民情，通过“移风易俗”来强化国家意志，但
民情却更容易扎根在宗教与风俗、亲属连带和地方性知识的土壤里，更
容易唤起历史的活力，在社会运行中守持各种传统相互混杂和复合的
因素，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制度精神。
在体制治理与民情治理的互动中，社会学家往往采用“变通”、“非
正式制度”、“准正式程序”等说法，来描述基层政府或社会在解决实际
问题时偏离官方话语体系或正式制度安排的做法，但这种论证方法既
容易忽视民情结构中的制度枢纽（如严格的宗教仪轨、祭祀礼仪和乡约
族规等），也容易忽视所谓文化中隐藏着的主导治理结构的逻辑链条
（参见 犇狌犪狉犪 ， １９８８ ）。事实上，一个地区的人文地理生态、宗教信仰、家
族结构乃至文化历史遗产等都影响着体制治理的路径和社会组织方
式，因而这种治理实践的形成和运行过程就不能单纯采用制度主义范
畴内的概念工具来做分析，而必须从其原本的构成逻辑出发来加以探
究，再行考察与体制互动过程中的转化形态，而不宜采用似是而非的概

· 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