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 - 《社会》2013年第2期

社会· ２０１３ · ２

方国家社会主义社会得以整合起来”。塞勒尼的这番表述，说的是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国的体制格局。但即使在此前最为典型、最为固化的社
会主义体制之中，再分配体制占据着支配性的主导地位，第二经济也会
以或明或暗的各种形态存在，从而形成“积累的双重循环”，即“更具主
导地位的部门，由被中央计划体系整合起来的大型企业组成；同时，还
存在着一个具有相当规模但处于从属地位的私有部门，这一部门由靠
市场整合起来的规模较小的企业组成”（塞勒尼等， ２０１０ ： ５０ ）。这种情
况在东欧或其他具有相似体制的国家中都可以见到。
从理论上说，波兰尼和塞勒尼并无本质区别，两者都强调人们不能
迷恋于主导体制的神话。在那些以自由体制为主导的国家中，市场化
的平等交换原则实际上也嵌入在复杂的政治和社会体系之中。而在那
些以计划体制为主导的国家中，依然存在着庞大的第二经济部门和消
费市场，甚至再分配体制也必须在后者的补充和协调下才能持久存在
（塞勒尼、曼钦， ２０１０ ： １９４－２１９ ）。进一步，波兰尼和塞勒尼的研究还意
味着，任何一个系统都不是独立存在的，无论是市场体系、企业组织体
系或者是庞大的国家体系，都需要与其他系统相互嵌合而存在。不过，
这种嵌合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正如波兰尼所揭示的那样，市场体
系与国家体制之间实际上是一种“嵌入”和“脱嵌”的关系，不仅其形成
过程需要国家等非经济因素的有效配给，而且还会自发产生社会的保
护性反应，通过社会运动来维持自身系统的存在。同样，在社会主义体
制中，国家在常规的科层制治理之外，也需要不断掀起各种体制性的运
动机制 ２ 来调动和控制各类社会性因素。
周雪光（ ２０１２ ： １０５ ）在一篇讨论运动型治理机制的文章中指出，“常
规机制与运动机制是两个既相互矛盾又相辅相成的治理机制，只有在
常规机制及其随之而来的组织失败背景下才能认识运动型治理机制”。
这一分析的起点，与波兰尼的命题不无相关，只是运动的肇发者源于国
家。就体制治理的具体过程而言，“嵌入关系”的存在不仅使庞大的科
层制系统无法按照其理性设计的程序有效运转（等级制度和分工结构
很容易导致信息流动困难），而且，地方性差异使得这一体制必须保持

２． 冯仕政（ ２０１１ ）认为，“国家运动”的涵义非常广泛，包括国家各级部门和政府为了完成特定
政治、经济或其他任务而发起和组织的所有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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