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6 - 《社会》2013年第2期

占有、经营与治理：乡镇企业的三重分析概念（下）

念避之。 ４
体制与民情之间实际存在的空间或缝隙，可造成不同治理层级或
治理维度之间的微妙周旋。民情中的诸多习俗、文化或制度，可拿来作
为对抗体制入侵的“弱者的武器”，如斯科特（ ２００７ ）所说的那样，农民利
用各种地方文化所提供的微观技术和隐匿网络，开展自卫性的游击战和
消耗战。根据体制运动和知识转型的情势，民情的逻辑亦可用来转化体
制性的制度安排，如某些乡镇企业名义上为集体所有、实则为家族网络
所支配，或如依情理原则而进行的司法调解，或如社会学研究中常说的
“变通”现象，都是依据民情默会的合意原则而形成的常规性体制治理的
转换。此外，民情也为地方政府的基层治理提供了可调整、挪移和衍变
的制度空间和应对机制，扩展了基层政府因地制宜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同时也扩张了它的体制治理范围（周雪光， ２０１１ ）。
可以说，体制、知识和民情等不同维度上的治理机制，从不同方向
上拓展了不同的治理逻辑，并相互作用成为一个多元复合的治理结构。
它们不仅可以重新界定经济活动中的占有和经营关系，同时也可以在
不同的地域、文化和历史传统中，形成主导这些经济关系的不同尺度和
准则。乡镇企业发展中曾出现的不同模式，其形成差异的根源不仅在
于各种占有关系的不同组合方式，经营上不同的合约和代理关系，也在
于在不同治理面向上表现出来的治理关系的差别。现在，我们来考察
这一点。
（二）经验考察：乡镇企业的多向度治理关系
１． 双轨治理体制
从体制的角度看，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乡镇企业的勃兴；而没有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在体制改革中所遵循的“双轨制”，乡镇企业的勃兴也

４． 在这一点上，陈寅恪的风俗史研究堪称典范。在有关魏晋社会的研究中，陈寅恪不拘泥于
单纯的制度史、观念史或单向度的社会史范式，而是从各种社会和文化构成因素的共相和逻
辑节点入手，来论述能够以一点带出整个面的解释脉络。在“天师道”研究中，他步步考证当
时风俗构成的诸种因素，最终撇除了制度、思想及实利政治运作的通行解释和成见，而得出惊
人结论：“东西晋南北朝时之士大夫，其行事遵周孔之名教（如严避家讳等），言论演老庄之自
然。玄儒文史之学著于外表，传于后世者，亦未尝不使人想慕其高风盛况。然一详考其内容，
则多数之世家其安身立命之秘，遗家训子之传，实为惑世诬民之鬼道，良可慨矣。凡前所举此
时期宫廷政治之剧变多出于天师道之阴谋，考史者自不可得而忽视。溯其信仰之流传多起于
滨海地域，颇疑接受外来之影响”（陈寅恪， １９９２ ： １８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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