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99 - 《社会》2013年第1期

社会· ２０１３ · １

统之间以及个人与群体的共同习俗之间的纽带都渐渐地松弛了”。但涂
尔干还是意识到国家以及职业群体对于道德形成的关键性作用，他甚至
认为，唯有国家在这场危机中“挺过来了”，而职业群体作为社会成员的
群体身份，在涂尔干看来是构建权威和道德的最基础的场所。这同时意
味着，涂尔干是在相关政治性的意义上来重建社会纽带的。 １３
与此同时，对于这种群体成员身份，涂尔干看重的是成员之间基于
同质性而存在的感情、认同和道德意识。涂尔干（ ２０００ ： ２６ ）这样写道，
“ 在政治社会里，一部分人一旦发现他们具备了其他人所不具备的共同
的观念、利益、情感和职业，那么在这种相似性的影响下，他们不可避免
地会相互吸引，相互寻觅，相互交往，相互结合。这样，一个特性的群体
就在整个社会中慢慢地形成了，并且具有了与众不同的特性。”这意味
着，现代社会的认同机制，除了职业认同和民族认同之外，还有更为广
阔的可能性，这都可能为道德生活的生成和社会力量的整合提供合适
的途径。血缘关系当然很容易使个人整合到一个道德氛围中，但现代
社会的其他许多因素也能够做到这一点。这是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
第二版序言中所强调的地方。他似乎不得不通过这种方式去寻求新的
社会权威和道德根据。
但是，针对这一点我们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正是在这个地方，涂尔
干相当明显地、甚至是有意地缓和了他此前在《社会分工论》从激进实证
主义立场对群体以及群体道德所作的分析。在《社会分工论》中，他认为随
着功能分化，各个部分之间相互依赖性的加强，就使得社会的范围在不断
扩大的同时，也使得较小规模的群体不断被整合到较大的社会群体，前者
不断失去其存在的价值，更失去其形成认同和道德的基础。在涂尔干那
里，当时这无疑被看作是一个近似于“自然法则”的规律，是一个不断实现
的人类历史进程。但在“第二版序言”中，这种激进的立场得到了有意的规
避，他重新回到了基于同质性而形成社会纽带的思想，这意味着不同的群
体，无论其规模大小，只要有其共同生活的环境，都可能成为道德的基础。

１３． 在《社会分工论》中，我们看到涂尔干（ ２０００ ： ３５６ ）对法律与道德作为社会纽带的关键性意义
的论述：“法律和道德就是能够把我们自身和我们与社会联系起来的所有纽带，它能够将一群乌
合之众变成一个具有凝聚力的团体。”这种规范立场是涂尔干终生坚持的，不同时期的变化只是
在于，何种方式实现这种规范。在早期，尤其是在《社会分工论》中，涂尔干是偏重“社会性”的立
场，后期则偏重以国家和法人团体为中介的“政治性”立场。这里无疑是一个显著的变化。

· ９ 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