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97 - 《社会》2013年第1期

社会· ２０１３ · １

哪里才能找到这种道德权威呢？谁的约束作用能够产生有益的效果
呢？假如没有清晰界定的社会，用社会本身的意识不断提醒个人负有
的义务，并令其认识到对规范的需要，那么他怎么能够意识到所有这些
呢？”（涂尔干， ２００６犮 ： ５９ ）这就使得涂尔干实际上试图统合爱国主义与
世界主义，将世界主义仅仅规定为处理民族国家之间关系的一般性准
则，甚至世界主义整合进爱国主义之中，在爱国主义之中实现世界主
义。另一方面，这实际上意味着自由主义者同时也可以是爱国主义者，
甚至自由主义者还必须是爱国主义者。换言之，爱国主义或者民族主
义的民族认同使得自由主义具有了实际的意义。民族的文化认同或许
能使自由主义变得更加丰满。
我们不能将世界主义的普适性原则用来作为政治和道德原则，否则，
其行动的后果便是政治动乱和社会失范，卢梭的原则和法国大革命的历史
教训就是如此。这一点提示人们，道德原则和政治原则必然是基于特定群
体和公共生活而得以形成的。离开群体生活和政治生活，或者仅仅基于世
界主义的人类情感，并不能形成实质性的社会道德甚至是社会本身。涂尔
干本人始终还是在群体生活的意义上来谈论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这种
群体生活使得世界主义的立场和原则能够在群体生活和民族国家中得到
具体实现，或者说，民族主义内在地包含着世界主义的诉求。
我们通过对三个时期涂尔干不同立场的变化、回归的脉络的梳理，
试图阐释清楚的是，涂尔干一方面试图通过社会分工所导致的社会结
构变迁来说明抽象和普遍的世界主义出现的现实基础，但同时，涂尔干
也在另外两个重要文献中清楚地表明，人类是生活在群体生活之中的，
现代社会的最为重要的群体便是民族国家，离开群体生活，我们不但无
法落实世界主义的诉求，更无法使社会有效地团结起来。因此，涂尔干
的落脚点无疑是在个体因其作为群体成员资格而具有的道德性之上
的，惟有如此，社会才因此得以团结和形成特定的纽带和规范。而涂尔
干基于后一种立场，超越了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对立和紧张，巧妙地
消解了两者的冲突。这种对立和紧张，我们实际上在《社会分工论》中
已经隐约地得见，但他很快地意识到这个问题并着手解决。
三、群体成员资格、政治性与道德

涂尔干认为，道德沦丧的根源在于经济生活的模式占据着社会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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