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71 - 《社会》2013年第1期

社会· ２０１３ · １

在此，舒茨明确指出，社会科学中的被研究者的形象，与日常生活中的
形象并不相同。日常生活中的人们，正如齐美尔（西美尔， ２００２ ： ２２－３１ ）所
指出的，日常生活之中的人们总是以部分的自我进入社会关系，并总是同
时内在又外在于这一关系。然而，社会科学的模型则不同，它“是以整体性
而投入的。它就是自身之典型功能的产生者，因为被赋予的人为意识仅包
含构成这些具有主观意义之功能所必须的要素”（参见舒茨， １９９２ ： ５７ ）。
进而言之，这一行动者的形象，如果要与同样作为模型的其他人进
行互动，那么前述在日常生活之中的“观点相互相性之一般主体、相互
关联、动机的对应性”等等，皆由作为社会科学家的建构者所决定。所
以，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模型并不存在他人对自己行动的反应以及
自我类型化的空洞预期”（舒茨， １９９２ ： ５８ ）
在这一社会科学的世界之中，行动者作为木偶，其全部世界均由这
一世界的导演，即社会科学家所包办：“社会科学家一手包办了舞台设
计、角色分配、给予提示、界定一个‘行动’的开始、以及决定所涉及的
‘计划范围’等诸种事宜。”（舒茨， １９９２ ： ５８ ）只有在这一情况下，纯粹的
理性行动才有可能，这并非仅仅包括对日常生活中的理性行动的诠释，
而且还包括对非理性行为的理性诠释（如精神医学的工作）。然而所有
这些模型，最终都会成为理性行动的模型，而与日常生活之中居于生平
情境中的“鲜活的”行动者大相径庭。
在舒茨看来，社会科学家与其木偶之间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体现
了西方传统之中神学与形而上学的古老问题，即上帝与其造物之间的
关系。从这一角度出发，舒茨（ １９９２ ： ６２ ）提出了韦伯式社会科学方法论
的一个基本问题：“木偶的存在与行为，仅是由于科学家的偏爱，除非是
根据科学家的智慧决定它必须执行，否则它无法行为。然而它却被假
定能从事行为，俨然它并未被决定而能自己决定一般。在赋予木偶的
决定意识与假定能自由地行为、进行例行选择与决定预先构成的环境
之间，已经预先建立了一种整体的和谐性。这个和谐性之所以可能，只
是因为木偶及其化约的环境皆为科学家的创造物。科学家藉由保持他
的指导原则，亦能成功地在被创造的宇宙内，发现他自己所建立的完美
和谐性。”而社会科学家，正是在这一过程之中，遗失了真正的意义性生
活世界，并因此而无法对无论是契约论问题还是其它真正的社会疾苦
问题进行真正的社会学考察。

· ６ 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