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6 - 《社会》2013年第1期

方法论与生活世界

一重而已。
韦伯并没有对这一领域进行分析，只是将日常生活中的意义概念
视为理所当然。然而，在舒茨看来，社会学若要成为一门严格意义上的
科学，就必须对自己的前提有清晰的分析与认识。前提不单是指社会
科学观察式理解的存在可能性，还包括日常生活中行动者的意义构成、
结构以及行动者之间的理解如何可能这样的问题。在方法论的意涵之
外，这些问题同时也关涉到现代社会之可能性与现代人作为流亡者之
存在论的问题。
在舒茨关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讨论之中，我们可以发现他对于两
种态度的反对。第一种态度是对于我群群体关系的遗忘，以及韦伯在
此体现出的科学与政治之间的简单化对应关系；第二种态度则是前述
启蒙以来简单化的理性普遍主义者的态度及其对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
影响。对于第二种态度的批评，在作为流亡者的舒茨那里更具有切身
的感受性，而舒茨的方法论，正是在这一维度上，具备了以面对事实本
身的态度，而非以粗暴的态度来面对行动者和社会的要求。
作为理解社会学的核心问题，在日常生活中的主体间性问题，即
“如何理解他人”这一问题，在学科上的表达即为：社会学如何获知关于
社会的知识？而这一问题，在我们更为细致地阅读舒茨上述关于社会
科学困境的论述相结合之后，可以得出更为复杂的表述：如何来理解知
识？知识如何可能是客观的？社会学如何在作为一门经验科学的情况
下，来获取行动者在日常生活中的常识建构？这一建构的有效性如何？
对于流亡者舒茨来说，这些问题既具有学科建设的意义，同时也具备在
紧张的时代危机中所体悟到的历史与社会意涵。进而，如果从舒茨的
流亡者这一身份以及流亡作为其生平情境的“照面”来看，主体间性问
题所带来的现实性要求或许远远超出关于某一门社会科学之可能性这
一学术化的问题。如果在德国学术传统中来理解这一问题，那么对于
流亡者舒茨来说，主体间性的政治性意涵便会立刻浮现出来：基督教神
圣文本中“爱邻如爱己”的要求，在经济学的原则之下必然呈现出霍布
斯的面目。社会契约论的问题，在前述现代性个体出现的背景之下，在
此主体间性之问题中以一种特别具体的方式呈现了出来。对这一问题
的表达，在同为犹太人和流亡者的弗洛伊德（ １９９５ ）那里最为清楚：我如
何可能爱我的邻居？而就学科整体态度而言，这一问题可以转化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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