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2 - 《社会》2013年第1期

方法论与生活世界

的“最粗暴的误解”（韦伯， １９９８ ： １５３ ）。然而，这正是施特劳斯在其《自
然权利与历史》一书中对韦伯的著名批评的起点。
（四）特劳斯的批评与诠释学派的反驳
在对韦伯的种种批评中，施特劳斯的论述可谓最为著名的著述之
一。在《自然权利与历史》一书中，施特劳斯（ ２００３ ： ４ ）开篇便指出了以韦
伯为代表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本特征：拒绝对于重大问题的讨论。社
会科学的基本困境在于，由于无法处理重大的价值问题，所以它越是理
性化，就越是不可避免地会走向虚无主义。
施特劳斯将韦伯的困难置于他称之为历史主义的背景之下。在施
特劳斯（ ２００３ ： １４ ）的定义下，历史主义同样是对于大革命以来“普遍原
则”，“理性的秩序”等等主张的反动而出现的，它认为“有必要保存或延
续传统的秩序”。在施特劳斯（ ２００３ ： １７ ）看来，这甚至是比“ １８ 世纪法
国的激进主义远为极端的现代此岸性的形式。它的所作所为像是要使
得人们在‘此世’就有完完全全的家园感”。然而，历史学派所假定的民
族精神的权威性，必然要求某种更为始源性的普遍原则———而这恰恰
是历史主义所反对的。最终，施特劳斯（ ２００３ ： １９ ）的判断是，历史主义
必然导致在道德意义上丧失客观标准：“历史主义的顶峰就是虚无主
义。要使得人们在这个世界上有完完全全的家园感的努力，结果却使
得人们完完全全地无家可归了。”
韦伯的历史主义和他同时所描述的诸神之争状态，与他所坚持的
社会科学的科学性，即“他坚持社会科学作为一套真实命题的客观的和
普遍的有效性”（施特劳斯， ２００３ ： ４０ ）之间，有着无可辩驳的矛盾。施
特劳斯（ ２００３ ： ４４ ）尤其强调了韦伯在“应然”和“实然”之间的区分，指出
韦伯的科学研究实际上无法参与到价值体系的争论之中，“社会科学所
能做到的只能是澄清此种冲突及其全部蕴涵，冲突的解决只能留待每
个个体自由的、非理性的决断”。在施特劳斯看来，这是韦伯必然走向
虚无主义的基本思维结构。因为诸神之争的状态和科学的态度必然导
致对于“恶之花”的承认，即对于不同的甚至是完全敌对的价值观体系
的存在价值的承认。在今天，这似乎已经成为了“真正的社会科学”必
须要为自己的专业性付出的小小的代价———而联系到韦伯本人在《新
教伦理》一书最后以嘲讽的语气所说出的西方文明的前景，我们不能判
定韦伯对此是赞成的。对于韦伯来说，只遵循价值中立的原则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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