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59 - 《社会》2013年第1期

社会· ２０１３ · １

通过对于行动者之精神意义层面的参与，来理解经验材料。主体间性的
问题在此首先成为社会学之所以称为科学的基本可能性所在。而更为
重要的是，移情式的理解，成为诸神之争的现代社会之可能性的必然要
求。韦伯在此清楚地体现出了他对诠释学传统立场的选择。正如伽达
默尔（ ２００４ ： ３５６ ）在回顾现代科学的兴起时所总结的，科学与启蒙带来了
一种对于 民 族 历 史 的 “前 见”的 怀 疑 与 摈 弃：“对 一 切 前 见 的 根 本 贬
斥———这使新兴自然科学的经验热情与启蒙运动结合起来———在历史
启蒙运动中成了普遍的和彻底的倾向。”而这正是诠释学传统“必须开始
其批判的关键”。
韦伯的态度当然要更为复杂一些，因为他同样也表现出了对传统
民族文化———或者说“种族”———的过分强调的反对主场。韦伯明确指
出，用“种族”来理解文化事件的做法只能表明研究者的无知。因为就
研究本身来说，我们可以通过研究过程的科学化，而推演出对于不同文
化群体而言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
但是，韦伯在此清晰地界定了社会科学中所发现的“规律”与意义
之间的差别：“有意义的东西自然不会这样与规律本身相符合，而且，这
样的规律愈普遍有效，两者的一致就愈少。因为，实在的成分对于我们
所具有的特殊意义，自然并不在于它与极大多数其他成分所共有的那
獉獉
种关系。”进而，规律与意义之间的差别，还在于考察方式的完全不同：
“实在与赋予它以意义的价值观念的关联，以及对由于与价值观念的关
联而带有色彩的现实成分从其文化意义的角度进行的选择和整理，与
獉獉
根据规律对实在的分析和用一般概念对实在的整理，是两种完全不同
獉獉
的相互相对立的考察方式。”如果将这二者混为一谈，“这将是最大的灾
难”（韦伯， １９９８ ： ２７ ）。一名社会科学的研究者，无论其在研究方法上
的技巧多么地娴熟，要成为一名真正的社会科学家，就必须在此之外认
真对待和担当起他自身所处文化中的意义问题。
在此，经验研究有助于我们达到韦伯所谓的头脑的清明（ 狊犪狀犻狋 狔 ）。
不过，对于经验材料的理解，并不能够回答与研究者自身有关的意义问
题：“我们无法通过对经验材料的‘无前提的’研究揭明什么东西对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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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义。相反，确 定 某 物 的 意 义 是它 成 为 研 究 对 象 的 前 提。”（韦 伯，
獉 獉
１９９８ ： ２７ ）也就是说，对于行动者意义的理解和研究，并不意味着研究
者自身意义问题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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