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4 - 《社会》2013年第1期

方法论与生活世界

于知识的历史局限性的断言，无疑自相矛盾了。所以，伽达默尔（ ２００３ ：
４１９ ）在此提问：“‘一切认识是历史地有条件的’和‘这一认识应视为无条
件的’这两个命题是否处于同一层次，以致它们能够相互矛盾？”。
施特劳斯关于回归古典并且由此来诊断现代性问题的态度，在诠
释学的角度下，显然是存在问题的，因为对于传统思想的理解，必然会
伴随着诠释者本身的历史运动而发生变化。而当施特劳斯要求像作者
理解自身那样去理解自己的时候，也“低估了一切理解的困难，因为他
忽视了所谓陈述的辩证法”（伽达默尔， ２００３ ： ４２０ ）。伽达默尔（ ２００３ ：
４２３ ）接着指出：
一切在书写中固定下来的东西都具有某种陌生性，因而
都会提出一个与理解用陌生语言说出来的东西同样的理解任
务。对书写的东西的解释者就象对神或人的话语的翻译者一
样，必须消除陌生化、使学习成为可能。情况或许会这样：如
果意识到本文与解释者之间的历史距离，那么这项任务就会
复杂化；因为这同时的确意味着，承载流传下来的本文连同其
解释者的那个传统已经断裂。
对于诠释者来说，真正理解的基础或许并非是文本的问题，而是
在我们自己和同我们的研究者同样都涉及到的那些实际问题之间的
关系。而如果将讨论现代性问题的角度放在对于古典哲学的唯一解
读上，且不论此处施特 劳 斯 对 于古典 哲学 的统 一性理 解自身 的问 题
（伽达默尔， ２００３ ： ４２６－４２７ ），那 么在 哲学 上同历 史的 对抗，可能意
味着某种新的独断论。所以，“对公正的探讨，对真正的国家的探讨，
似乎是人类此在的 基 本 需 要。但 是在 这里，一 切取决于这个 问题必
须怎样来看待、来 提 出，才 能 得 到 澄 清”，而 这 恰 恰 是 一 个 复 杂 的 问
题，不能用任何普遍的准则来取代实际的政治行动的特殊性（伽达默
尔， ２００３ ： ４２７ ）。
理解的社会科学固然有其科学的属性，不过对于韦伯来说，社会科
学之可能性并不在于其科学性，而在于其理解性以及以科学的面貌出
现的自我宰制。不过，伽达默尔并未明确反对施特劳斯对于韦伯之研
究的建议，亦即对于研究对象之经验类型及其内在意义的具体探究。
而此处，正是舒茨的现象学社会学之方法论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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