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8 - 《社会》2013年第1期

方法论与生活世界

社会世界中的自然态度，视主体间性为理所当然的基本意涵，包括
两种理想类型化的情境：（ １ ）不同的生平情境所导致的不同的行为目的
及关联体系之可理解性；（ ２ ）不同行动者，在居于同一社会世界背景下
的关联体系一致化。这两种理想化共同构成了“相互性观点的一般性
主题”（ 狋犺犲犵 犲狀犲狉犪犾狋犺犲狊犻狊狅犳狉犲犮犻 狆 狉狅犮犪犾 狆 犲狉狊 狆 犲犮狋犻狏犲狊 ）。这一主题，由于
对每一个行动者都是有效的，所以可以构成在常识世界中具备客观性
与隐秘性的知识。这部分知识，与每个人具体的生平情境以及特定的
行动目标无关，至少在同一社会世界内部具备普遍性。这一部分知识

不仅是居于同一社会世界的“圈内人”（ 犻狀 犵 狉狅狌 狆 ）所共有的知识，而且
以一种理所当然（ 狅犳犮狅狌狉狊犲 ）的方式拥有着道德性意涵，在许多时候“也
是民俗、风俗的起源，或者用韦伯的话来说，是‘传统性行为’的起源，是
圈内人的除了歧见之外所公认有效的‘理所当然的陈述’，质言之，是
‘世界的相对自然层面’的起源”（ 犛犮犺狌狋狕 ， １９６２ ： １３ ）。这一知识有其历
史性起源，是“我们的‘社会性遗产’的一部分”（ 犛犮犺狌狋狕 ， １９６２ ： １３ ），亦
即韦伯和伽达默尔所主张的“前见”。
然而，按照舒茨的理解，除非是在生活世界之核心的我群群体之
中，否则，哪怕是对于处于同一社会世界的行动者，彼此在共同知识之
外也具备着相当程度的隐秘性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典型性，即行动者
彼此之间或多或少地都是以一种片段式的形式而存在。在以齐美尔式
的陌生人为主的现代社会之中，这一状态更加凸显成为某种典型，无论
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社会科学的建构工作中，无论是行动者彼此之
间的理解还是社会科学对于行动者的理解，甚或是行动者对于自身的
理解，都出现了隐秘性及与之相关的典型性特征。由此说来，常识理性
若要成为可能，则常识思考必须要排除“事件的独特性与无法重复性”
这一认识的干扰（ 犛犮犺狌狋狕 ， １９６２ ： ２１ ）。这既是常识理性的可能性所在，
也是社会科学的可能性所在，因为后者无法如生活世界的我群群体一
样，对于行动的隐秘意义有透彻的理解———在许多时候，这往往只有行
动者本人才有可能知道（ 犛犮犺狌狋狕 ， １９６２ ： ２４ ）。
所以，对于日常生活中的行动者来说，要理解另外一个行动者，则
必须对意义问题有进一步的探究，就此而言，意义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
主体间性问题，首先是一个日常生活的问题，然后才成为一种社会科学
方法论。它甚至与反身性（ 狉犲犳犾犲犮狋犻狅狀 ）无关，而首先是一种通过问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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