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70 - 《社会》2013年第1期

方法论与生活世界

家来说，这一超然的观察角度，由于缺少上述与被观察者的互动，所以
在舒茨 看 来，这 种 观 察 只 能 掌 握 “行 动 者 呈 现 出 来 的 行 动 碎 片 ”
（ 犛犮犺狌狋狕 ， １９６２ ： ３９ ），而无法对行动者具有我群群体的意义作出理解。
进一步说，科学世界中的规则、方法论体系、知识背景都与日常生活中
的行动者的知识结构完全不同。对于社会科学家来说，视为理所当然
的资料乃是其学科的上述知识，所以他们在田野研究之中的身份，不过
是“众多他者之中的一员”。这一他者的身份确定无疑的要以日常生活
这一至尊现实为基础，而从日常生活向田野工作的跃迁，不过是“暂时
放弃用来作为选取与诠释结构的科学态度所决定的关联体系，以便日
后再度取回”（ 犛犮犺狌狋狕 ， １９６２ ： ４０ ）。
至此，在舒茨那里所体现出的与胡塞尔的方法论截然相对的地方
就是在根本的层面上视日常生活的存在性为理所当然，悬置了对于日
常生活的怀疑。然而，在舒茨看来，这一过程同时也带来了一个巨大的
危险。如果社会科学想要以自己的模式成立，那就必须基于理性行动
模式来构筑个体行动者的理想类型，然而这一点必然面临如下问题：即
行动者在社会科学体系内的形象必然是一种木偶的形象。
行动者模式并非于日常生活世界之中的生平情境内的
人。严格说来，它们并无任何传记情境或历史，它们所处的情
境并非是它们自己所界定的，而是它们的创造者，也即社会科
学家所界定的情境。社会科学家制造这些木偶或模型，来操
弄进而达成他的目的。科学家仅赋予木偶以拟真实的意识，
在这种建构方式下，其预设的现有知识储存（包括被赋予的固
定动机），会使所形成的行动可以主观地了解，所提供的这些
行动是社会世界内的真实行动者执行的行动。但木偶与认为
仪式并不符合人类的存有条件。模型并非被生出来的，它不
会成长，也不会死亡。它没有希望和恐惧；它并不了解，焦虑
是所有行为的主要动机。它并无自由，即，它的行为不能逾越
它的创造者也即社会科学家事先限定的领域。所以除了社会
科学家的赋予之外，它并不会有其它兴趣与动机的冲突。它
也不会犯错误，如果犯错并非是它的类型化命运的话。除了
社会科学家在它面前提供选择类型供它选择之外，它也无法
从事选择。（舒茨， １９９２ ： ５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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