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53 - 《社会》2013年第1期

社会· ２０１３ · １

化和文明是可以被放置在同一种序列纬度上加以比较，以及在不同的
文化和文明之间，存在着导致它们存在于同一序列纬度的某种普遍规
律。这种规律可以被社会科学认识和研究，而且在福柯（ １９９８ ： １３ ）看
来， １９ 世纪末所兴起的对于“全面历史”的研究，正说明了当时学者们
的这一自信。对于以研究普遍规律为宗旨的社会科学来说，严格意义
上的科学方法就“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应该的”（华勒斯坦等， １９９７ ：
３３ ）。而这一技术的发展，显然与某种文明在上述历史序列之中的位置
有关。这一判断，在孔德（ １９９９ ： ２９ ）对于“实证”这一概念的内涵在欧洲
历史中的发展历程的归纳总结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应当从这一出色
的凝练格式中，看到一个主要榜样：在先进民族中，仅靠一个通用的说
獉獉獉獉 獉獉
法，就归纳了好几个不同的属性，而此时大众的理性已经达到认识其恒
常关系的程度。” ２
而这样一种对于世界的认识，自然也会影响到社会科学自身的发
展。在对于欧洲科学的重新检讨中，勒佩尼斯（ ２０１１ ： １７ ）指出，在 １９
世纪，近现代科学开始呈现出一种强劲势头的时候，“其动机并非纯知
识性的……决定现代科学走上成功之路的是社会秩序方面的因素”。
确切说来，无论是在社会学的初创期，还是在经典社会学的形成阶段，
社会学家们都有着极为明确的问题意识，例如，在 １９ 世纪，实证主义在
面对当时社会的不确定性时所提出的，或者稍后韦伯、涂尔干等人对于
实证主义这种自信的怀疑（瓦格纳， ２０１１ ： １４ ）。韦伯的这种怀疑，即舒
茨所继承的上述两难困境，其实是 １９ 世纪欧洲思想界核心困难的集中
展现。“形式上的‘科学化’，学科上的分离化。社会学作为一门综合全
面的社会科学，面临着科学 － 建制性困境：一方面，它依赖于大学在建制
上的相对自主地位来发展其有关社会的话语，而无需臣服于政治需求；
另一方面，它又不得不力求摆脱这些建制中的‘科学’发展的形式主义和
分离主义逻辑。”（瓦格纳， ２０１１ ： ２６ ）
瓦格纳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科学发展历史中，敏锐地把握到了与华
勒斯坦等人的主张类似的两种社会科学的传统性观念：一种是通过提
供丰富多样的方法，“使人们能够为社会行动与政治秩序创造属于自己
的规则”；而另一种则更为强硬，即“根据一项主导计划，重塑社会世界，

２． 着重号引者所加。

· ４ 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