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50 - 《社会》2013年第1期

方法论与生活世界

于其日常生活之中，“已透过一系列关于日常生活现实的常识构造，而
预先拣选和诠释了这一世界；而正是这些思想客体，决定了他们的行
为、定义了他们行动的目标，以及达成目标的适宜手段———简言之，所
有这 些 都 帮 助 他 们 发 现 自 己 在 自 然 与 社 会 文 化 环 境 中 的 担 当
（ 犫犲犪狉犻狀 犵 狊 ），并加以应对”（ 犛犮犺狌狋狕 ， １９６２ ： ６ ）。
而舒茨所承接的韦伯式理解社会学的核心工作，即是基于这一日常

生活之中的常识构造而发展出的社会科学自身的二级建构（ 犮狅狀狊狋狉狌犮狋狊狅犳
狋犺犲狊犲犮狅狀犱犱犲 犵 狉犲犲 ），即 关 于 建 构 的 建 构 （ 犮狅狀狊狋狉狌犮狋狊狅犳狋犺犲犮狅狀狊狋狉狌犮狋狊 ）
（ 犛犮犺狌狋狕 ， １９６２ ： ６ ）。
从理解的角度来说，日常生活的主体间性问题，作为舒茨的现象学
社会学之核心焦虑，必然体现在社会科学的方法论之中（孙飞宇， ２００４ 、
２００５ ）。概而言之，这一问题就是：一个社会科学式的方法论，若以建基
一整套客观知识和意义体系为其目的，如何能够达到对于日常生活中
的普通行动者的主观意义之理解？甚至舒茨（ 犛犮犺狌狋狕 ， １９６７ ： ２２３ ）还以
更为彻底的方式总结这一方法论两难：“所有社会科学的问题都可归纳
为：关于主观意义脉络的科学是如何可能的？”
舒茨的这个问题并不新鲜，它当然隶属于欧洲近现代以来对于社
会科学自身性质的论争传统。尽管舒茨追随韦伯，同意不能直接以自
然科学方法论来进入到对社会的研究之中，然而舒茨同样也并不赞成
彻底区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做法。因为，在他（ 犛犮犺狌狋狕 ， １９６２ ： ６ ）看
来，社会科学如果要成为一门经验科学（ 犲犿 狆 犻狉犻犮犪犾狊犮犻犲狀犮犲 ），那么在社
会科学的建设中，必然有与自然科学相通的地方。然而，另一方面，舒
茨（ 犛犮犺狌狋狕 ， １９６２ ： ６ ）也同样指出，若不加辨别地采用社会科学的方式
来理解人的行为，则必然会导致这一学科的工作“远离人们在日常生活
现实之中，用以经验他们自身及其同伴行为的那些建构”。而这显然并
非社会科学之所愿。舒茨在此明显承袭了韦伯在方法论上的主张，既
反对以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及普遍主义的态度来进入对于社会的研究，
同时又对历史个体主义保持警惕的态度。社会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
原因之一仍然在于其普遍性主张。舒茨在此向他自己，同样也是向我
们提出的问题在于，如何能够既保持客观性的态度，又能够以富于意义
的方式来进行社会科学的研究？
所以，在这一论文的开篇部分，舒茨即清楚地显现出了这一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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