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6 - 《社会》2013年第1期

占有、经营与治理：乡镇企业的三重分析概念（上）

的经营体（塞勒尼等， ２０１０犪 ： ４２－５３ ）。其次，经营责任制的多元化，事
实上承认了承包制、租赁制或联营制下的厂长（经理）的独立地位，确立
了经营上的人格化形态，即有具体代理人的委托—代理关系。第三，在
占有结构上，也为确立私人性的资本投入型占有开了口子，只是这种资
本参与不能在根本上触动和改变集体所有制的性质。在后两种规定
中，实际上都暗含着代理人和投资人所享有的充分经营权。
无论是 １９８４ 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 １９８４ 年农村工作的通知》，还是
１９９０ 年的《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或是 １９９７ 年开始实行的《乡镇企业
法》，均始终强调乡镇企业的集体所有权性质，强调集体对于企业的产品方
向、资产处置和分配原则拥有决策权，以及企业对于集体成员及所在农村
社区所负有的公共义务，但在经营权的确立上，则极其明确地认定了三项
原则：企业经营者是企业的厂长（经理）；企业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厂长
（经理）对企业全面负责，代表企业行使职权。显然，这些文件、法规或法律
为承包制下的厂长（经理）赋予了全面的经营权，换言之，所谓“代表企业行
使职权”，意味着经营决策权已经全面交到了厂长（经理）手中。
这里，问题的关键有两个：一是厂长（经理）由谁来任用，通过何种
形式任用？这涉及国家或集体的占有权形态如何确认经营权的代理的
问题，即在选任代理人的过程中，占有权与经营权之权利传递的中间通
道是什么？由谁来确定委托—代理关系？二是在企业实际运营的过程
中，厂长（经理）的经营权和决策权如何通过正规途径获得，即企业组织
内部权利让渡的途径是什么？《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规定，厂长
（经理）的选用采取公开招标或招聘、推荐等方式。这表明，事实上的承
包代理人的选用，并非是通过集体占有制下的居民大会（农民代表会
议）这一权利主体，因而造成了研究三所说的 “无初始合同”现象：在占
有权与经营权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中，委托人不可能是集体占有的
真正权利主体，而往往是那些国家治理体制下地方政府的行政代理人。
在占有权和经营权的这种转换关系中，直接造成了经营权中的占有权
部分缺位，由此也为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企业转制中经营权转换为占有权
留出了制度空隙（ 犜犻犪狀 ， ２０００ ： ２４７－２６８ ）。
对于第二个问题来说，即厂长（经理）人选到位的企业在实际经营
过程中，企业组织内的决策权和经营权也缺少有效的权利机制加以制
约。《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规定，“企业职工有参加企业民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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