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0 - 《社会》2013年第1期

占有、经营与治理：乡镇企业的三重分析概念（上）

式的占有权悬置起来外，还进一步将集体所有制悬置起来。 ２６ 不过，这
种经营模式虽不易过于受到地方政府或集体的辖制，却也容易产生威
权体制，出现被雇佣者集体失声的情形。
实际上，上述三种情形通常是混杂存在的。换言之，正因为在一般
情况下三种代理情形都存在，三种被不同界定的占有权与经营权的关
系往往彼此交错在一起，从而使“代理风险”的解决更加棘手。更重要
的是，占有权与经营权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并不是通过承包合同一
次性达成的。现实中，承包合同因带有约定俗成的性质，有时是不成文
的，未予正式签署，或因“逆向选择”的原因，委托方往往会多次选择代
理方，出现代理方多次替换或更迭的情形。
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刘世定（ １９９９ ）通过系统检讨威廉姆森之关
系合同的前提和结构要件，指出乡镇企业承包后的经营过程存在“二次
嵌入”现象。他发现，占有者与经营者签署的初始承包合同，“由于嵌入
于层级关系体系中，经营者对企业资产只能实现有限方位排他、有限选
择范围、有限期的占有。但二次嵌入改变了这种状况。由于经营者将
二次合同嵌入于他自己的人际关系网中，并在很大程度上阻隔了乡镇
政府、村领导和这一网络的直接连通，因此建构了特殊的非正式排他
性。在这种 条 件 下，经 营 者 实 现 了 对 企 业 的 更 强 的 控 制”（刘 世 定，
１９９９ ： ８６ ）。这也是研究三和研究四同时提出的代理难题。研究五也通
过讨论“人际关系网络形成的排他性”，揭示了关系资源对于承包制中
借助私人化社会关系运营而产生的“低替代性”问题。
乡镇企业普遍存在的“合同约束软化”的现象（刘世定， １９９９ ）对代
理人来说既是一个难题，又是一次绝好的机会。首先，由于委托—代理
双方毋需完全符合合同约定，代理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摆脱合同约束
的优势，但同时也容易丧失合同保护，因此，代理人通常会主动为委托
人解决“逆向选择”的难题，主动与委托人形成带有依附或庇护特点的

２６． 张建君（ ２００５ ）曾分析过温州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指出民营经济的结构优势决定了当地
人更容易从资本化的角度来认识乡镇企业。实际上，民营经济在温州的真正贡献要远大于官
方统计所显示的份额，因为有很多所谓的集体企业都是戴“红帽子”的假集体。 １９９０ 年，民营
经济占温州工业产出的比重达到了 ７５％ ，而在苏南 ９８％ 的工业产值是由乡镇企业实现的。
此外，当地政府在财政收入上对乡镇企业的依赖也小得多，因而，温州的地方政府并没有通过
乡镇企业改制而扭转地方经济表现的需求（亦可参见 犣犺狅狌 ， １９９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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