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9 - 《社会》201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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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２０１３ · １
地的基本收益水平，也对于决定其身家性命的土地制度有所认识，就那
些在集体企业中务工或自己的土地被企业征用的本乡农民来说，必然
通过计算土地经营或占有的所失来评价自身的收益。至于集体产权的
剩余问题，首先是农民对其失去的集体土地占有的承包量持续耕作若
干年之收益（包括务工后不再耕作的产值）做整体估价而界定的剩余，
其次是他作为集体成员而应获得的企业利润的分享。当然，后一种剩
余的核定与追索是不确定的，不受任何企业意义上的合同的限制，而只
能追溯到土地承包的合同和份额。
总之，集体所有制中带有共有制色彩的占有关系，其根本基础乃是
土地集体所有制。农民对于土地经营折算以外的要求属于治理维度上
的要求，否则我们难以解释“土地承包”这个中间环节的作用。土地集体
制下的承包制，构成了农民的二重占有概念。承包制划定了农民对土地
收益的计算范围，即以家庭而非集体为单位，但同时也因集体所有权的
保护，使农民将承包期限内的使用权当作占有权来理解，因为国家政策
做出了稳定的承诺。在这里，最有意思的是，农民对于乡镇企业占有权
及其连带剩余问题的关注，并不是从企业或其合约关系本身出发，而是
从自身的土地权利出发。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将由土地集体所有权所
形成的权利要求与乡村共同体成员的社会福利等要求等同起来。 １９
当然，乡镇企业的建立和运营过程，也是以个体形态呈现的技术、
资金以及物质、信息和关系等资源持续投入的过程，由此出现了“二次
合同”的现象。这里，私有制形态下的占有问题也随之出现了。因为按
上述两种占有制的规定，厂长（经理）只是作为代理人来经营企业，不涉
及占有权的问题。但事实是，这些代理人往往以厂为家，在代理经营中
持续投入各种资金和资源，进而对占有剩余产生明确的要求。这种权
利要求虽不是一种先在合约，却无法否定它的合法性。因为在一般意
义上，企业占有权的结构变化，往往以资本投入作为首要条件而得到确
立，企业运行过程中任何个人性的资本投入，都属于参与分有占有权的
过程，即我们常说的“参股”。只是在合约预先不明的情况下，我们无从
１９． 陈剑波（ １９９５ ： ２２ ）认为，乡镇企业的产权边界“是在与社区、政府的交易之中划定的，企业经营
所必需的要素（土地、劳动力、资本）都需要由社区、政府来提供，政府则参与企业净剩余的分割，同
时分割企业的决策空间，在这笔对等的交易中，要素的获得方式成为产权边界确定的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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