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0 - 《社会》2013年第1期

占有、经营与治理：乡镇企业的三重分析概念（上）

产的总体边界逐步得到明确，乡镇政府与上级政府及其他政府部门的
讨价还价机制也得以形成，从而使纵向排他性得以强化。
另一方面，随着“责任承包制”的推广，企业经理（厂长）的经营自主
权扩大，上级政府不再就企业的产业选择、产品选择、生产组织和销售
模式进行干预，而是对“经营占有权”进行目标约束和过程约束，前者指
通过确定经营目标来实现对经理的占有权范围的约束或限定，后者指
在用工方式、报酬制度、资产处置等方面划定占有的权利界限。承包制
是靠与乡镇政府签订的“合同”来确立的，合同的约定内容和执行期限
均会受到政府指令的限制，因而刘世定将这种“经营占有权”的排他性
称为“有限方位的排他性”。与此同时，刘世定（ ２００６ ）也指出，乡镇企业
的运营中掺有大量非正式的人际关系网络，经理（厂长）借此可获得各
种短缺资源和私人利益机会，同时也可借此维系自身地位的安全性和
低替代性。由此，关系网络本身便具有了一定程度上的排他性，从而使
经营性的占有成为可能。
在产权分析因关系化而变得过于形式化的情况下，重新落实“占
有”概念的实质意涵是必要的。毕竟，我们从后来乡镇企业转制为私营
企业的大量现象中可以看到，企业占有权形式归谁所有是一个根本性
的问题。换言之，在占有权的最终转换中，关系分析只具有描述意义，
尚不能从根本上解释这种变革过程。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经济学家们强调
产权改革是有其实际意义的，否则，后来的市场化改革就没有占有条件
的准备，也无法解释改革过程中阶段性和结构性的变迁过程。 ８ 不过，
当研究五试图用占有概念替代产权概念来解释与此相关的全部现象
时，占有概念的分析效用被不经意地放大了。
首先，刘世定（ ２００６ ）认为，依照 １９９０ 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的财产“属于举办
该企业的乡或者村范围内的全体农民集体所有，由乡或者村的居民大
会（农民代表会议）或者代表全体农民的集体经济组织行使企业财产的
所有权”，可判断这在事实上确认了乡镇政府有着占有者的地位。特别
是在很多地方的乡镇组织结构中，行政身份和企业职位是对称并置的，

８． 私有化和市场化是互补的逻辑，其中具体的过程非常复杂，中央和地方政府发挥了巨大的
启动和推动作用，可参见：渠敬东、周飞舟、应星， ２００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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