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5 - 《社会》2013年第1期

社会· ２０１３ · １

１９９９ ）。因“二次合同”具有经营意义上的排他性，所以会出现委托—代
理过程中的“套牢现象”，即代理人获得了经营性占有，而作为无明确权
利主体的集体委托人则无法实施有效监督。当经营者开始以“公司创
造集体净资产”的名义承办乡村公共事务时，实际上已经在意识形态上
对集体产权进行了替换，即将公司的产权原则置于村集体之上。于是，
在产权转移中再次发生了与研究一和研究二相似的现象，公司用“倒推
算法”按照满足公益需要的程度推导出能够用以维持社会合约的底线
目标，用很小的代价购买集体成员公共福利预期中的下限数额，而绝大
部分集体资产则经隐匿的分割、流失和侵占而私有化了。
有趣的是，在上述极精彩的个案研究中，尽管社会性合约在作者所
说的“事前界定”和“事后界定”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但我们最终看
到的结果是这种合约的无效和终结。这虽不意味着农村土地集体所有
制在形式上有本质的变化，但自土地被企业征用，并用个体就业权和集
体公益权来换取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后，乡镇企业逐步转向私有化，仿佛
是一个幽灵，蚕食了农民的土地，最终只剩下没有土地的土地集体所有
权，难以再进行多次博弈。因此，在广大东部地区，以土地集体所有为
基础的社会性合约经历过乡镇企业的生死幻灭后，农民逐步丧失了其
讨价还价的土地权利保障。从动态的效果看，社会性合约的博弈能力逐
渐下降，甚至一度使农村社区事业陷入破败的境地。 ３ 这里，我们不禁要
问：诉诸土地的集体权利与诉诸乡镇企业的集体权利是否有一些本质的
差别？难道后者的产权追索可以直接由前者来推断吗？ ４
显然，乡镇企业的制度基础虽说与土地集体所有制有着密切的产
权关系，但同时与人民公社的制度遗产亦密切相关， ５ 后者完全超出了

３． 有关市场化条件与非农化生活对农村集体权利的侵蚀，可参见： 犆犪犾犱犲犻狉犪 ， ２００８ ；毛丹， ２０１０ 。
４． 对此问题的讨论，详见： 犆犺犲狌狀 犵 ， １９８３ ；张五常， ２００２ 。
５． 邱泽奇（ １９９９ ）认为，集体所有制的缘起可以追溯到农业合作化时期，但作为一种制度，却
成型于人民公社时期。人民公社体制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的集体所有
制，它不承认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所有生产资料根据具体情形分属生产小队、生产大队和人
民公社所有，生产小队为基本财务核算单位。这种“集体所有”与人们所理解的“社区成员集
体所有”并不是一个概念。当人民公社时期的社队企业被改称为乡镇企业时，干部集团对集
体财产的所有权制度并没有随之改变。当人民公社体制在 １９８４ 年前后全面解体，虽然土地
承包给了农民，一些生产资料卖给了农民，但乡镇企业的支配权仍然留给了乡（镇）和村的干
部集团，集权体制得到了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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