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3 - 《社会》2013年第1期

社会· ２０１３ · １

使用权作为排他性权利之间构成的关联，其实质在于农民个体是以一
种“类所有者”的身份来行使土地使用权的，这促使他们采用“成员权”
的方式来理解自身在集体所有制中的位置，即“对集体外个体的明确排
他性和在集体成员间的非排他性共同占有”（申静、王汉生， ２００５ ： １３５ ）。
因此，集体产权的本质乃是成员内部的公平分配，征地补偿的逻辑最终
应落实到这样的权利基础上。
虽然这一研究并没有落脚在企业组织的分析上，但其中所探讨的集体
产权结构却对此类研究有极大的帮助。它突破了所谓私人产品与公共产
品的分析范畴，将产权的困难落实在集体制这样一种特别的所有权上，而
非私有制与公有制之间的矛盾。在下文的讨论中，我们会看到最富中国特
色也最为复杂的产权问题是“共有制”提出的理论挑战，但这种权利制度既
不同于西方学者曾提出的那种简化模型， ２ 也不能简单等同于古代欧洲的
公地制度（ 犇犪犺犾犿犪狀 ， １９８０ ）。它不是典型意义上的共有制，而是嵌入于国家
行政治理体制之中的、只具有有限方位的排他性（刘世定， ２００６ ）。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集体制下的权利处于多重矛盾之中：（ １ ）成员
权的追索终端为村集体，但村集体的所有权仅具有对同一行政等级的
集体或其成员具有排他性，对行政体制的上级单位不具有完全的排他
性，从而造成了集体占有与国家治理两种逻辑间的矛盾（张静， ２００３ ），
集体成员不可能对上级政府提出产权要求，进而无法实现集体产权的
保护；（ ２ ）所谓“类所有者”及成员权概念，仅是一种抽象的权利概念。
现实中，谁来作为集体产权的代理人并承担共有权的保护是问题的关
键。事实上，曹正汉（ ２００７ ）的研究说明，集体土地的产权界定究竟采用
何种原则，既不是完全由法律决定，也不是自发演化之结果，而是集体
权利代理人与集体成员间的博弈结果。在集体产权不具备完全的排他
性、成员权追索不充分的条件下，集体产权的维系和保护在相当程度上
仰赖集体代理人的行事能力和道德公信力（折晓叶、陈婴婴， ２０００ ）。若
社会教化和基层民意力量匮乏，集体共有制很难通过扶贫济困来实现
共同体的社会团结，当成员权受到威胁时，也只有采取用权利换取利
益、用土地换取衍生权利的权宜出路（郑雄飞， ２０１０ ）。由此可见，即使

２． 德姆塞茨（ ２００７ ： ２６８ ）仅简单论述道：“共有产权允许任何人使用土地，在这一体制下所有
的人必须达成一个土地使用的协议。但是，与财产私有制相随的外部性并不影响所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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