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9 - 《社会》201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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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乡民提供公益保障,并维持由亲属关系决定的某些社会团结。
       总之,由关系维度出发确立的产权结构,恰恰对产权概念本身构成
   了理论上的挑战。由关系维度决定的权利让渡,恰恰说明产权的安排
   是由有着不同逻辑和不同作用机制的关系来决定的。这里,关系不是
   最终的分析概念,这些不同的逻辑和机制才最终决定着产权让渡的途
   径和内容。概括说来:首先,治理结构决定着权力机制。在权威架构
   中,只有通过从政治服从关系(如戴“红帽子”)、从利益转化的关系运作
   (如“部分产权拥有者”)中让渡权利,才能获得资源和机会,并从庇护关
   系中规避风险。其次,经营结构决定着交易机制,也决定着交易网络的
   构建。这其中,效用至上原则突出了市场合约的地位,只是在占有权不
   明晰的情况下,这种合约往往通过权利让渡而形成各交易方之间的利
   益共谋,来共同分享收益、转移资产和维持交易信息的垄断地位。最
   后,占有结构决定着社会连带机制。由于企业组织嵌生在乡村共同体
   之中,必须超出一般产权理论所说的抽象个体连带的范畴,而在熟人关
   系中履行一定程度上的公共责任。
       【研究五】关系产权的概念是产权分析之社会学视角的理论凝炼,
   但同时也隐藏着根本上的理论难题。刘世定( 2006 )批评了产权研究中
   一些似是而非的研究策略,指出学者们的拓展分析虽然扩大了此概念
   的研究边界,但同时也将此概念本身模糊化了。因此,必须“寻找较之
   标准的产权更为基础的概念,以此为工具,不仅能够解释产权概念,而
   且可以深入地透视中国复杂的经济制度及其变迁脉络”(刘世定, 2006 :
   4 )。刘世定将“占有”作为基础概念,并落实在两个重要的维度上,重新
   解释了乡镇企业中复杂的产权现象。首先,他通过追溯人民公社领导
   机构的占有状况指出,虽然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等都实现了对经
   济要素的占有,但在等级结构中均存在对上不排他或纵向排他性软化
   现象,这是因为所有制的等级格局实际上是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指令
   系统来运作的,下级对上级有着明确的行政依附。 20 世纪 70 年代初,
   社队企业的占有权范围逐步扩大,其资产使用范围和交易权等常常通
   过“变通”的方式得到地方政府的行政认可。改革开放后,国家以第一
   占有者身份直接干预乡村经济活动的行为减少了,下级对上级政府的
   行政依附逐步弱化,特别是乡镇政府财政收入中自筹资金的比例越来
   越大;而且,在国家财税包干制的宏观政策推动下,各经济主体占有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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