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3 - 《社会》201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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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２０１３ · １
原因在于，它超出了限度：“总有一个最高限度是不能随便逾越的，而且
它是随着大脑的平均容量的变化而变化的，所以在人类之初，它还处在
非常低的水平上。人类本来就应该很快达到这个最高极限。再者，知
性只是我们的一种能力，所以知性的增加也不能超出一定限度，否则它
就会通过瓦解我们的感情、信仰和习惯，来殃及其他某些实际能力，一
旦失去了平衡，我们就会陷入某种迷乱之中。”（涂尔干， ２０００ ： １９４ ）由此
说来，超出了一定限度的道德，也如同上述情形一样，是不可取的。“每
个民族的道德准则都是受他们的生活条件决定的。倘若我们把另一种
道德反复灌输给他们，不管这种道德高尚到什么地步，这个民族都会土
崩瓦解，所有个人也会痛苦地感受到这种混乱的状况。”（涂尔干， ２０００ ：
１９５ ）这意味着即使世界主义在等级上高于民族主义，但它无法深深地
嵌入到我们的生活，我们依然生活在具体的社会群体中，感受着并实现
着特定的社会价值。
即使是世界主义的普世道德，也必须在具体的生活坏境中才能发
挥作用，正如卢梭所主张的那样，“普世道德必须下降而进入到人的具
体的社会、政治和道德存在中才能发挥作用。也就是说，必须把普世道
德政治化，而这种政治化的途径就是共同体的普遍意志。共同体的普
遍意志至少在共同体中把处于奴役和敌对状态的个体转变为自由、平
等、有德性的公民。”（参见崇明， ２０１１ ： ６０ ）从道德科学的角度而言，涂尔
干对普世道德当然存在一定程度的保留，他也不相信人类能够和应该
生活在一个具有主权的世界城邦当中，其深刻的原因在于，世界城邦无
法为道德提供坚实的基础，或者说，具有主权的世界城邦本身就不具备
存在的客观条件的，无法通过世界城邦来实现人的价值。这种现实主
义的态度，源于涂尔干对人性的洞察，即作为社会人，必须过群体生活，
这种群体生活还必须是紧密互动的亲密性群体，是局部的、特殊的共同
体。而城邦公民的观念则会伤害到道德意识，“城邦公民被人取代的后
果并不会像世界主义者期待的那样，把人变成世界公民从而提升其道
德水准，相反，因为人失去公民德性而成为空洞的道德主体。世界主义
是一种非政治的泛道德观念，而以共同体为基础的政治是人类存在的
基本状况，世界主义对共同体政治的瓦解必然会剧烈改变人的状况”
（ 崇明， ２０１１ ）。因此，我们才不得不承认，只有经由政治化的群体生活，
我们才能成就道德人格和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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