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4 - 《社会》2013年第1期

道德、政治化与抽象的世界主义

涂尔干无疑是启蒙之子，属于启蒙思潮内部偏于保守的自由主义
者。在 １８ 世纪的启蒙思潮中，理性主义高扬个人解放，自由主义所代
表的一种新颖的宇宙观得以形成。“而尤其重要的，它期望进步来自生
来善良而有理性的人类的解放———从法律、传统、习俗与权威的桎梏下
之下解放，从一千七百年来传统的基督教所建立的大部分约束之下解
放。而亦即此人性本善的学说，在传统的基督教看来乃是启蒙思潮的
基本的异端所在。其逻辑的结论为哲学的无政府———加于个人行动的
一切外在约束的解除。如我们所曾见及，第十八世纪的重要运动并无
真以无政府为实际的追求的目的。但此一倾向则遗留于多数进步的或
民主的思想之中：个人是对的，而团体是错的；自由本身即是善，而纪律
本身为恶，或至少并不需要。”（布林顿， ２００５ ： １７３－１７４ ）就此而论，现代
个体内部存在着基本的紧张关系，如何成就个人性与道德性的统一是
最为基本的现代性难题。这一现代性难题首先关涉到何种个人主义出
场的问题，或者说道德性的问题。这一思路也是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
以来所倡导的“解放政治”需要认真面对的问题，人们在启蒙运动内部
看到的种种紧张，亦正是“解放政治”的自我纠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涂尔干即是启蒙运动之子又是启蒙运动内部的反叛者。涂尔干的社会
学主义，正对应着对个人情欲与意志予以规训的努力，个人主义和自然
权利的学说无法合理地推出社会团结的问题，因此，社会的作用便在于
使个人无节制的欲望服从社会的权威，使他们的心灵归属于比经济原
则更高的社会原则。
在此类现代性危机面前，古典政治经济学所设想的基于个人利益
的扩展秩序和道德社会无法顺畅地形成；古典政治经济学基于自然秩
序、社会分工和“看不见的无形之手”所预想的社会秩序，还停留于抽象
思辨的阶段，无法为个人和社会找到更为基本的道德依据。这样说来，
并不意味着我们对“自生自发秩序”的绝对拒斥，而是意识到个体的神
圣性在何种意义上是成立的。换言之，道德的根基在没有宗教和权威
的保证下，无法仅仅基于个人利益和科学知识而得到证成，没有宗教的
道德始终是脆弱而易于摧毁的，因而显得岌岌可危。在此，功利主义和
自由主义的社会建构出现了裂缝，启蒙运动的理性观念和进步观念受
到了强烈的质疑，新的理论蓝图需要突破自由主义和启蒙运动的社会
理想而重新出发。全新理论蓝图的基本思路在于，现代个体欲望和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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