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3 - 《党政研究》2026年第4期

重点就会随之偏移，基层治理便容易围着显绩转、围着材料转、围着短期效果转。树立和
践行正确政绩观，使基层治理更加重视问题解决、群众感受和实际成效，考核评价、责任
分工、监督检验也会朝着重实效、重基础、重长远的方向校准。基层治理中的不少现实问
题，表面上是运行偏差，实质上都与规范约束背后的政绩尺度有关。
正确政绩观通过规范约束把原则要求变成治理规则。它把抽象的价值原则落实为可遵
循、可执行、可检验的治理标准。通过制度载体把 “为谁干、干什么、怎样干、干得怎么
样”具体化。以北京接诉即办改革为例，《北京市接诉即办工作条例》的出台，标志着接
诉即办进入法治化发展轨道 。条例及其配套机制围绕接、派、评全流程建立起快速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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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高效办理、及时反馈、主动治理的规范体系，同时把诉求解决率、办理质效和群众评
价纳入考评过程。这样的制度安排，相当于给基层治理装上了一把统一标尺，也给干部履
职建立了一套明确规则。它通过法治化载体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要求转化为基层治理中
的日常规范，把解决问题、服务群众和改进治理落到了具体制度运行之中。
规范约束稳定了基层治理的行为预期，也夯实了基层治理效能的形成基础。基层治理
效能是在持续稳定的规范约束中逐步积累起来的，规则越清晰，导向越明确，基层干部对
什么是成绩、什么是责任、什么是偏差的判断就越稳定，基层治理的运行也就越能摆脱随
意性、表面化和短期化。正确政绩观在这里发挥的作用，不是附加性的道德要求，而是通
过规范约束把人民立场、实绩标准和长远导向固定下来，从而推动基层治理由临时应对走
向稳定运行，由表层推进走向实际见效。

三、政绩观错位制约基层治理效能的现实困境

（一）政绩认知偏差：价值取向失衡，治理方向偏离
政绩认知偏差在基层治理中面临的核心挑战，源自向上负责的显性政绩逻辑与面向群
众的治理实践逻辑之间的根本冲突。政绩认知一旦偏向短期可见、便于量化、易于展示的
工作成绩，基层治理就容易借助指标化、项目化和材料化手段，把复杂的社会问题压缩为
若干可考核、可汇报、可排名的治理事项。然而，基层治理面对的是利益诉求多元、社会
关系细密、问题类型交织的现实情境，显性政绩的确定性逻辑与基层治理的复杂性要求之
间存在明显错位。
这种错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简化式认知与基层复杂现实之间的冲突。政绩认
知偏差往往把基层治理简化为若干看得见、报得出、算得清的工作成果，忽视基层问题生
成、累积和化解的长期过程，造成对基层治理复杂性的误读，压缩了治理的弹性空间。二
是速效导向与灵活治理之间的矛盾。政绩认知偏差追求短期成效和即时反馈，容易忽视基
层治理所需要的持续协调、反复沟通和渐进积累，使治理节奏与基层运行规律相分离，难
以应对复杂社会情境的变化。三是可视成绩与群众主体之间的失衡。显性政绩逐渐成为配
置资源和评价干部的重要依据，那些便于包装、便于呈现的工作获得更多关注，基础性、
日常性和服务性事务则被不断边缘化。善于制造 “亮点”的事项获得更多制度资源，真
正需要耐心投入的群体性诉求、隐性需求和弱势群体问题反而被挤压，使基层治理在一定
程度上沦为展示成绩的工具，限制了群众有效参与和基层协商的展开。
政绩认知偏差还会造成群众需求识别与治理回应之间的吸纳鸿沟，并在基层治理中日
益凸显为不可忽视的现实问题。基层治理本应建立在准确识别群众诉求、有效整合治理资
源和及时回应现实问题的基础之上，这既包括了解群众真实需求、分辨问题轻重缓急，也
包括协调利益关系、组织公共资源和持续跟踪治理效果等一系列能力。尤其是在老年群
体、困难群体和边缘群体诉求表达能力较弱的情况下，基层治理更需要通过细致工作把分
散、隐蔽和不易表达的问题纳入治理视野。政绩认知一旦发生偏差，原本旨在提升治理效
能、增进民生福祉的治理手段，在实际运行中就可能产生背离初衷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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