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99 - 《党政研究》2026年第3期

效显现慢的特征，往往在追求显性政绩的实践中被边缘化，导致区域协同陷入 “重硬轻软”
的失衡状态。这种治理偏差不仅导致公共服务协同陷入表层化困境，更构成了从 “硬件联
通”向 “制度协同”实质性飞跃的突破瓶颈，使得区域一体化难以真正向深水区迈进。
（四）刚性参与范式下的协同退出机制缺失
我国公共服务区域一体化的推进呈现出显著的 “能进不能出”特征，这种非对称的
参与与自上而下的政策设计模式密切相关。在现行治理框架下，地方政府参与区域一体化
往往并非基于成本收益测算后的自主决策，而是受制于上级政府的战略规划与行政指引。
一旦被纳入一体化进程，地方政府在平台建设、协同治理等具体实施层面通常缺乏制度化
的退出选项，导致其陷入被动参与的困境。
这种刚性参与机制的形成，既源于科层体制下的政治压力，也受到地方政府策略性行
为的隐性影响。从政治逻辑来看，参与区域一体化通常被赋予了极高的政治合法性，地方
政府难以公开拒绝。然而，从理性选择视角看，地方政府作为拥有独立利益诉求的治理主
体，必然会评估参与协同的潜在成本与风险。当这种自利性诉求无法通过显性渠道表达，
且正式制度缺乏退出路径时，地方政府往往会采取消极配合或拖延执行等非正式策略进行
变通。
这种 “能进不能出”的运行模式，可能带来多重治理风险。其一，强制参与可能导
致资源配置错配，甚至产生不必要的沉没成本；其二，缺乏退出机制削弱了政策的适应
性，难以契合不同地区的差异化需求；其三，隐性抵制行为的滋生可能降低合作的实际效
能，使一体化流于形式。因此，如何在确保政策连续性的同时，构建更具弹性的参与和退
出机制，成为优化公共服务区域一体化制度设计的关键问题。
（五）协同绩效的实证识别与量化验证———以武汉都市圈为例
为进一步验证上述这些瓶颈对协同绩效的影响，并识别一体化政策的真实效应，以下
①
选取 “省内单核辐射模式”的典型代表———武汉都市圈 作为实证对象。基于 ２０１３—２０２４
年的城市面板数据，构建量化指标体系并开展实证检验。
１． 指标构建与阈值校准
为了回应三种模式的判定标准，本研究建立了 “虹吸效应强度指数 （ ＳＩ）”与 “协同
强度指数 （ ＣＩ）”。虹吸强度指数 （ ＳＩ）的设计逻辑遵循空间经济学的引力法则。该指标
通过测度 “中心—外围”在经济能级 （ ＧＤＰ）与公共服务能级 （医师数）上的领先倍数
之积，旨在识别区域内是否存在非对称的要素集聚惯性；协同强度指数 （ ＣＩ）的设计逻
辑植根于公共财政均等化理论与区域收敛逻辑。该指标通过测度 “中心—外围”在公共
服务投入强度 （公共服务支出）上的比率，旨在识别区域协同政策对资源配置失衡的纠
偏能力。具体来说，

中心城市 ＧＤＰ 中心城市医师数
外围城市平均 ＧＤＰ 外围城市平均医师数
ＳＩ ＝ ×
核心城市人均公共服务支出
ＣＩ ＝ 周边城市人均公共服务支出
虹吸效应强度指数 （ ＳＩ）与协同强度指数 （ ＣＩ）的判断逻辑分别如下。若 ＳＩ ＝ １，说
明中心与外围完全对等。当 ＳＩ 开始增大时，意味着区域发展的 “坡度”变得陡峭。在健

康的城市群中，中心城市领先周边 ２ － ３ 倍是常态。但当经济领先倍数 ×服务领先倍数 ＞
５ 时，意味着两地之间出现了结构性的断层。此时，中心城市的 “吸力”太大，周边城市
已经失去了留住自身高端要素 （如医生、高净值人群、资本）的能力；若 ＣＩ ＞ １，表明资
源仍向中心城市集聚，协同效应尚待加强；若 ＣＩ≈１，表明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的资源配
置强度趋于均衡，协同绩效显著；若 ＣＩ 呈现逐年向 １ 靠近的趋势，则验证了 “协同提升

① 研究选取了武汉都市圈的核心区域作为研究对象，即武汉市、鄂州市、黄石市、黄冈市的 １ ＋ ３核心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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