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59 - 《党政研究》2026年第3期

不知道是谁弄的，成天改，那你说这活儿怎么搞法？”（访谈编号：２０２４１２２６ＢＱＪ，街道社
工办干部 Ｗ）基层干部不但难以改变现状，还要应对上级的双重考核。
一方面是数字化考核。上级自身并未积极使用 “居村通”，居民参与度也不理想，应
用 “居村通”自然就成了最基层居委的任务。Ｘ 市对居委的应用情况以百分制进行评分并
以 “互动指数”名义发布，分数高低取决于居委干部是否持续向 “居村通”录入信息、
录入了多少信息。“比如每个月发活动通知、居务公开，再有一些什么事情的通知发一发，
就能加分。他不需要居民参与度的，他需要的是居委的参与度，看你居委干部做了没做。
所以必须得做，不做的话他这个分数就上不去。至于居民用不用，上面倒不考核。” （访
谈编号：２０２４１２２６ＢＱＺ，居民区副书记 Ｊ）同时，考核落实到个人，Ｘ 市要求居委干部维
护 “居村通”人口与房屋数据的参与率达到 １００％，且每月每人账号下数据修改的数量达
到上级的指标方才视为有效参与。“光查询、浏览是不行的，当中的内容改一个再保存，
比如居住事由 ‘务工’改成 ‘其它’，才算一条，就硬要考核你这个指标，不然他这个居
村通就没人用。点多少条，反正等上面通知。后台能看到，每个月不管你是书记主任还是
社工，你只要有账户就要点，否则考评下来这个参与率就达不到 １００％。” （访谈编号：
２０２４１２３１ＣＭＧ，居委干部 Ｈ）
另一方面是纸质化考核。以人口与房屋数据为例，虽然 “居村通”接入了公安部门
动态更新的人口与房屋数据库，并设计了 “民情记录”“人群标签”等功能便于标记居民
个性化信息，居委也按上级要求承担了数据库维护任务例如实有人口动态核查，但上级依
然对人口与房屋数据的纸质版有明确的工作要求、检查要求，导致居委电子版、纸质版两
头维护。笔者调研的某街道常住人口约 １０ 万人，２０２４ 年上半年该街道 ２８ 个居委耗时三个
月以户为单位制作新版人口与房屋纸质档案 ３９２２９ 份，文件柜、档案夹、活页纸等由街道
统一配备。“纸质档案、台账一直在做，今年巡查组来也要看纸质的。纸质版的也有，电
子版的也有，维护起来工作量大得不得了。”（访谈编号：２０２４１２２８ＣＭＳ，居民区书记 Ｑ）
基层干部长久以来的弱势地位，在 “居村通”应用后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善，又被
双重考核进一步强化，负担不减反增。

四、数字负担为何发生：基层治理数字化平台实践困境的生成逻辑

旨在赋能减负的数字化平台在实践中出现了赋能有限、负担明显的复杂现象。一个曾
经看起来能产生积极成果的平台，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会变成沉重的负担 。这一现象
〔 ３１〕
的出现具有必然性，受到技术逻辑、权力逻辑和情感逻辑三方面因素的影响。
（一）技术逻辑：数字化平台难以充分刻画基层治理事实
对治理事实进行数字刻画是数字技术赋能基层治理的先决条件。数字化平台将治理事
实纳入统一的技术框架进行数字刻画，以期建立数字与治理事实间的精准映射关系 。
〔 ３２〕
当刚性的技术框架遭遇复杂的治理主体、治理事务、治理场域时，就会陷入数字刻画有限
性的困境。
首先，治理主体的复杂性。 “居村通”作为同时面向居委干部和居民的数字治理平
台，其设计逻辑是基于治理主体具有同等技术接受度的假设，而实际上居民作为重要的治
理主体在数字素养、使用意愿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一方面，不同年龄群体的数字素养有高
低，与年轻居民相比，老年居民在数字操作技能上相对弱势，对传统线下治理的依赖程度
高，即便配合注册也难以熟练操作平台；另一方面，居住条件也会影响居民对平台的使用
意愿，商品房小区的居民虽然具备较高的数字素养但是与居委联系少、主要依托市场化的
物业服务，老旧小区的居民则恰好相反，两者与居委关系的强弱程度和平台使用意愿的高
低正相关，居住条件越好、数字素养越高的居民对平台的使用意愿越低。“注册率每个居
委都不一样。高档小区的居民，对居委的需求很低的，除非办一些证什么的，否则没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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