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58 - 《党政研究》2026年第3期

护中感受到的获得感很少，更多是 “无用功”。“我为什么不愿意做线上？线上的目的到
底是什么？是给我自己用还是给上级部门用？我家里有多少钱，有多少家具，我自己清楚
啊，我 “三驾马车”（指居委会、业委会和物业公司）第一时间就可以全部掌握。我天天
填一张固定资产登记表，填那个东西干嘛呢？那不是给你们上面人看的吗？其实对我的实
际工作是没有帮助的。”（访谈编号：２０２５０１０９ＣＹＪ，街道社工办干部 Ｈ）
“居村通”治理端对基层治理需求的支撑力度不足，其运行亦耗费了基层干部的时间
精力，使基层干部的工作投入难以转化为有效的治理产出。
（三）简单工作复杂化与复杂工作简单化
数字化平台的功能设计与基层实际治理情境之间存在脱节，简单工作复杂化与复杂工
作简单化并存，增加了基层在执行中的冗余工作量。
从技术赋能的理论视角看，数字化平台理应通过技术的运用提高工作效率、减轻工作
负担，“居村通”的开发初衷也是如此，“最早确实是给基层干部减负用的。”（访谈编号：
２０２４１２２６ＢＱＪ，街道社工办干部 Ｗ）但是在实践中发生了反转。原本简单且易于执行的工
作，因为 “居村通”的使用遭遇了复杂性的显著提升。调研中居委干部普遍反映 “居村
通”不如微信方便，操作复杂、要求太多，是繁不是简，既拉低工作效率又增加工作量。
“比如会议通知，它要求会议参加什么人，多少人，内容是涉及什么，你要问那么多干什
么呢，你直接就是前面一个标题下面把我的内容放上，主题、时间、地点就好了呀。参与
人群也要点，一个人有三个身份不可以吗？我一个人又是业委会，又是居委会交叉任职，
我又是党员，不可以吗？唉呦要选那么多，这个过程中我用微信早就完成了，反馈都有
了。”（访谈编号：２０２４１２３１ＣＭＺ，居委主任 Ｈ）
除了简单工作复杂化，“居村通”在实践中还出现了复杂工作简单化的问题，平台设
计者预设的数据分类标准低估了基层治理情境的复杂性，给基层工作造成很大困扰。以
“居村通”对社区实有人口的管理为例，笔者调研的某居委承担了此项业务的试点工作，
每天核查 “居村通”动态推送的人口流动大数据并在平台内实时上报。然而在实际操作
中居委核查的准确率远低于核查率，原因是平台将租户在同一小区内的换房搬家行为，不
加区分地统一归类为 “人口迁出小区”，由此造成平台算法数据与基层验证数据之间的偏
差———平台推送的人口迁出量远高于实际人口迁出量。对居委来说，数据偏差即是冗余工
作量的增加。“ ３００ 条信息，要在一天之内核完，人是搬进搬出是出差还是干嘛，要给它
标出来。我这边的准确率达不到百分之百，领导说为什么？我说我这边搬出的话，他是从
这个楼栋搬到那个楼栋。领导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说合租房，这一间二房东租给
我 ２５００ 元，隔壁楼二房东租 ２３００ 元，立马退房去找隔壁那个了，在你这上面变成 “搬离
我小区”了。我实事求是做上去，你说我是错的，我做假把他做 ‘搬出去’了，你说我
是对的，但这数据是假的呀，那我冤不冤呢？快过年的时候人家放假轻松了，我们天天加
班到晚上九点十点。”（访谈编号：２０２４１２２８ＣＭＳ，居民区书记 Ｑ）
“居村通”的上述实践表明了数字技术嵌入基层治理具有双重倾向，既可能过度化繁
也可能过度化简，无论哪一种倾向，都存在数字化平台从治理手段异化为数字负担的风
险。
（四）数字应用考核加剧了基层的弱势地位
权责对等是政府治理规范运行的基础 ，然而数字化平台的应用在一定程度上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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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基层权小责重的困境，承担繁重维护任务的同时缺乏足够话语权。“居村通”自投入运
行以来，受基层减负和机构改革的影响，主管部门经历了从民政局到大数据中心再到社会
工作部的变更，开发设计、功能调整等与基层沟通不足，也未赋予基层充分的数据应用授
权如导出、分析权限，就连基层认为好用的功能也会在未征求基层意见的情况下被撤销。
“这个居村通已经被改得面目全非，现在就算是我也不知道到底算改了第几版了，我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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