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55 - 《党政研究》2026年第3期

分化亦消解了基层人员应用平台的内驱力和积极性 ，造成人技关系的对立。
〔 ２２〕
以上研究为我们理解基层治理数字化平台赋能与负担同在的双重面孔提供了重要参
考，但也有进一步深化的空间。一是已有研究虽然提及数字化平台的负担现状及生成机
理，但鲜有研究结合经验系统剖析平台赋能有限、负担明显的内在逻辑。二是对平台化的
治理载体，已有研究对平台嵌入既有体制后受权力运行影响生成负担的机理还可以进一步
厘清。三是已有研究看到了基层对传统治理的依赖，但关于数字化平台对非正式治理机制
如干群情感联结的过度替代造成的负担探讨不多。
（二）数字负担：基于 “技术—权力—情感”的分析框架
在探讨数字化平台在基层治理实践中何以生成数字负担这一主题时，既有研究的分析
框架基本可以归纳为三类，各自展现了差异化的分析视角，但也存在解释的盲点。第一类
是从技术执行的视角，形成技术—制度—组织的分析框架。该框架源于简·芳汀的经典技
术执行理论 ，将技术适配的短板、制度调整的滞后和组织执行的瓶颈结合起来考量，
〔 ２３〕
提出三者之间的割裂与分离是数字负担生成的原因 ，尤其是制度刚性和组织惯性制约
〔 ２４〕
了技术执行的效能。该框架整体视角偏宏观，相对弱化了对微观层面用户的关注，因而对
于数字化平台的用户多样性所致数字负担的解释力稍显不足。第二类是从组织环境和组织
间关系维度的特殊性，构建组织—制度—用户的分析框架。强调技术在行政组织中的运用
遵循的是政治逻辑而非单纯的技术逻辑，从宏观管理体制、中观运作机制和微观个体特征
三个分析层次切入，揭示了条块分割的组织管理、频繁考核的制度设计和用户较低的数字
素养是数字负担生成的三个维度，特别是将基层政府工作人员的数字素养作为重要的分析
视角 。这类解释思路未将技术本身的特性作为数字负担的重点归因，对于静态的组织
〔 ２５〕
中动态的权力运行与数字负担的相关性，其解释力也存在一定限度。第三类是注意到了行
动者的多元化特征，提出组织—技术—治理者—居民的分析框架。涵盖了基层数字治理场
域内数字负担生成的各个阶段，从技术引入、组织调适再到行动者反应，探讨了技术是如
何与组织结构以及行动者的行为和认知相互作用，从而共同塑造了数字负担的形成机
制 ；基层治理者和社区居民都被纳入行动者研究的视野，突出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是
〔 ２６〕
影响数字负担的重要因素。该框架较为全面地解释了基层数字治理场域内的负担何以生
成，惟其分析重心主要落在场域内，对于场域外负担相关因素的解释力，尚有拓展空间。
为了更加具体地说明基层数字负担的生成逻辑，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试图提出一
种 “技术—权力—情感”的分析框架。首先，从数字技术刻画治理事实的有限性入手，
揭示技术应用在特定情境下可能带来的负担效应。目前对技术层面的负担已有较多探讨，
但具体到基层实践中的困境解析仍存在模糊性，亟须通过更细致的实证考察进一步厘清。
其次，从组织内的部门权力壁垒、层级权力博弈、基层权力赤字剖析科层组织中的权力运
行如何在限制数字技术发挥优势的同时生成负担。除了技术自身的问题，组织内权力配
置、权力结构的既有矛盾，以及外源技术嵌入引发的权力变动，都可能增加技术应用的组
织成本，使技术从预期的减负工具异化为额外负担。最后，引入群众工作的情感特点与数
字技术的工具理性之间的矛盾分析，来说明数字治理工具在基层治理情境中为何效果不
彰。密切联系群众、带着感情去做群众工作是中国基层治理的传统经验和有效方法，当刚
性的技术工具无法回应柔性的情感治理需求，就会出现技术应用与治理实效的背离，加重
基层负担。综上，技术与权力是讨论数字负担的基本视角，情感是观察基层数字负担的微
观窗口，三者共同影响了数字技术在基层治理中的应用效果。
三、赋能与负担之间：基层治理数字化平台的实践困境

“居村通”是 Ｘ 市委市政府部署在社区层面的集社区治理与公共服务为一体的基层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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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处已作匿名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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