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51 - 《党政研究》2026年第3期

三、结论与展望

数智治理的政治拓展，本质是政治体制、政治文化、政治过程三者相互塑造、协同演
化的循环互构过程，呈现正向赋能与风险传导两类方向。良性互构形成 “制度基础、价值
支撑、实践动力”有机体系：体制数字化转型为文化重塑、过程优化提供制度保障，文化
层面的价值共识为体制变革、过程运行赋予合法性，过程智能化重构则倒逼体制调适、推
动文化演进。同时，恶性互构会引发风险跨维度传导：体制数据壁垒、算法信息茧房、过
程民意过滤等问题，其相互叠加形成恶性循环，消解政治认同、加剧治理失序。总之，数
智治理实现正向政治拓展的关键，在于体制变革、文化调适、过程优化的同频共振与协同
适配，否则将背离技术赋能的治理初心。
尽管本文尝试构建整体性分析框架，但仍存在三个方面待深化的议题。一是技术政治
化与政治技术化的深层张力。数智治理的政治拓展本质上是 “技术政治化”与 “政治技
术化”的双向运动。然而两者的平衡机制尚未完全厘清，当算法决策渗透至政策核心领
域，如何避免技术专家垄断决策话语权？当政府治理高度依赖数据监控，如何防范 “数字
利维坦”对公民权利的侵蚀？这些问题需在更微观的权力运作层面展开实证研究。二是长
时段下的路径依赖与制度惯性。本文聚焦技术变革对政治系统的即时影响，却相对忽视制
度变迁的历史维度。例如，中国特色的 “党建引领”如何与数智治理深入融合，形成具
有中国特色的治理模式？传统科层制的 “职责同构”特征在数字时代如何转化为 “数据
协同”优势？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需引入历史制度主义视角，分析技术冲击下政治体制的
渐进式变革逻辑。三是全球视野下的数字治理差异与中国经验。数智治理的政治拓展具有
显著的制度依赖性，西方语境中的 “算法问责”与中国实践的 “智慧政务”呈现不同的
治理路径。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比较不同政治体制下技术赋能的差异模式，为构建中国自主
的数字政治理论提供支撑。
质言之，数智治理时代的政治拓展，既是一场技术革命，更是一场观念革新与制度变
革。唯有在持续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中，才能勾勒出数字政治的理想图景，构建一个技
术赋能而不失人文温度、数据驱动而坚守价值理性、数智治理而永葆 “以人民为中心”
初心的政治新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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