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0 - 《党政研究》2026年第3期

跟居委有联系。他们也不参加任何活动，商品房就是找物业，他们的物业相对而言也做得
特别好。老公房小区，因为物业不给力嘛，有时候会找居委。”（访谈编号：２０２４１２２６ＢＱＺ，
居民区副书记 Ｊ）因此技术预设的 “标准化使用者”和社会现实中 “差异化使用者”之间
是存在矛盾的，当技术疏于识别和调适这种矛盾，就会产生技术排斥现象。
其次，治理事务的复杂性。基层治理事务的运作面临程序合规与风险防控的双重要
求，尽管相关政策已明确社区通知类事项可以分级分类实行线上或线下送达，但居委干部
普遍倾向于张贴纸质通知并拍照存档的物理留痕方式，除了满足居民对传统治理方式的依
赖，更重要是以实体证据构建自我保护机制以防范潜在的纠纷或 “闹事”风险。“贴纸质
的拍照，因为怕万一被投诉呢，那我们要留好记录保护好自己呀，流程是对的。” （访谈
编号：２０２４１２２８ＣＭＳ，居民区书记 Ｑ）数字技术可以生成治理事务的虚拟形态，但难以承
载复杂治理事务的实体性要求，这是技术本身的表征局限所致。
最后，治理场域的复杂性。数字治理的技术本质决定了其必然具备全过程追溯和数字
记忆的特性，这种监控属性使得线上治理场域中居民的言语表达、行为轨迹均被转化为可
存储、可分析的数据客体，与居民期待的 “去监控化”治理场域天然存在冲突。因此居
民对线下场域的偏好不仅仅源于传统线下参与的惯习，更是基于匿名性和言论安全的心理
需求对全景监控的技术治理进行抵制的理性策略。“有的居民，就喜欢到居委会来跟你聊，
天天来。但他会在居村通上跟你聊吗？不可能的，那个聊什么都是有记录的，后台都能看
到。”（访谈编号：２０２５０１０５ＣＹＧ，居委干部 Ｄ）技术赋能与隐私权侵蚀的结构性张力始终
存在于数字治理场域中，在难以建立用户信任的情况下，势必导致居民的参与意愿低迷。
综上，当治理事实的复杂性超出了技术刻画的边界，基层干部不得不承担 “补丁”
职能，通过人工介入来填补数字技术与治理事实之间的缝隙，自上而下推动的平台建设逐
渐演变为政府包办，技术应用对基层来说更多的是负担而非助力。
（二）权力逻辑：数字化平台应用的部门本位与层级脱节
治理平台的数据流通离不开权力的互动 。科层化的权力运行模式具有一定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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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性，但在实践中也可能限制数字化平台在落地执行中的效能释放。
一是部门权力壁垒。基层属地治理是面向多部门的、综合性的，职能部门管理却各自
独立、自成体系，“居村通”作为单个部门开发管理的综合性治理平台，难以突破部门间
的权力壁垒实现条线数据向块状数据集中。一方面是部门权力失衡的现实。权力是形成协
同的一种资源 ，各部门因职能分工、资源控制、政策影响力等不同而呈现出强弱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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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权力结构。缺乏足够政治势能的弱权部门其协同能力受到权力结构的制约，在没有上级
权威强制干预的情况下，此类部门主导的跨部门协同通常只能局限于特定领域或有限范
围，难以实现更广泛的资源整合，因此这类部门的协同努力往往无法推动整体性的变革。
“居村通接入的公安、民政数据，中间是有壁垒的，不共享的，好多数据都是重复的，而
且更新不及时，跟我们自己掌握的有偏差。” （访谈编号：２０２５０１０９ＣＭＧ，居委干部 Ｈ）
另一方面是部门权力竞争的本能。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自有系统及数据资源已成为部门
权力的重要载体，开放共享意味着削弱自身权力，汲取其他部门的数据则是权力的扩张，
数据控制权的争夺实质是数字时代部门权力的再分配。因此部门普遍缺乏共享自有数据的
内在动力，一边积极打造自有数字化系统比拼政绩，“开发了太多这种杂七杂八的，每一
个地方都会开发一块，开发了以后，自己都搞不清楚。”（访谈编号：２０２４１２２６ＢＱＪ，街道
社工办干部 Ｗ）一边垄断自有数据保持竞争优势。“都说要打通壁垒，打了多少年了，根
本打不通。各条线他都有自己的数据库，这些数据库到底准不准呢？” （访谈编号：
２０２５０１０９ＣＹＪ，街道社工办干部 Ｈ）散乱分治、互不兼容的部门系统造成的数据孤岛，不
仅增加了基层干部的维护负担，还强化了既有的条块分割困境和部门本位主义，基层无法
通过数字化平台调用部门数据就难以真正实现治理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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