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1 - 《党政研究》2026年第3期

二是层级权力博弈。压力型体制中权力运行并非简单的遵循权力级差自上而下线性传
导，而是呈现出层级间动态博弈的复杂图景，数字技术的嵌入则催生了层级权力博弈的新
形态。上级政府为了巩固其权力优势地位，利用数字技术穿透层级汲取下级数据、全面掌
控下级政府的工作动态，信息不对称的消解将使下级政府面临更多的干预与考核压力，行
动自主权被削弱；而上级政府要求下级政府上报数据却限制数据反哺下级政府，这种单向
的数据征用使下级政府事实上更多地承担数据采集任务，其作为技术治理主体的定位相对
弱化，从而进一步强化了上下层级间的权力级差———掌握全局数据的上级政府拥有对下级
政府监督控制的较强的话语权，下级政府则陷入数据采集越多、话语权越弱的困境。在这
种情况下，下级政府反控制的心态会显著增强，采取对抗性策略如选择性上报数据或自建
平台使数据本地化，以消解上级政府的控制倾向，维护自身权力边界。层级间控制与反控
制的权力博弈导致的多重平台上下脱节的维护任务与压力，最终都下沉到了层级末端的基
层。“反正所有的最后的抓手永远都是居委会，不管你上面的平台有多先进，他只能做架
构、做算法，检验也要靠居委会去检验，落实也要靠居委会去落实，更新也要靠居委会去
更新。”（访谈编号：２０２５０１０９ＣＹＪ，街道社工办干部 Ｘ）
三是基层权力赤字。基层处于科层体系金字塔式权力配置的末端，其权力范围通常被
限定在执行层面，数字技术的应用未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结构特征，还可能使基层面临更
为明显的权力赤字。数字治理的清晰性和可控性与上级强化管控的需求高度契合，数字化
平台的开发设计、更新调整及考核指标等总体上较少体现基层视角，而更多反映的是上级
意志，后者往往与基层治理情境存在一定距离，一线的治理需求和经验较容易被忽视，上
级意志转化为技术框架中的行动规则和操作步骤，并通过技术的全景敞视和自动识别机制
确保基层在技术框定的规则步骤下执行。这种技术与管控逻辑的相互形塑，使得基层原本
就有限的自主权被进一步压缩，其角色也更偏向于执行终端。“没来调研过，功能调整也
不通知、不解释，我们也不知道去哪里了解情况。感觉控制不了这个居村通，完全按上面
节奏走。”（访谈编号：２０２４１２１９ＡＬＺ，居委主任 Ｋ）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技术治理使上
级意志获得了更强的正当性支撑。客观、精确的数据和直达个体的数字化考核为上级的管
控意志提供了更牢固的实施基础，基层不仅难以对抗这种技术化了的权力，还在技术的执
行中无意识地助推权力向上集中，工作合理性的定义权被上级把控，即便同一项工作数字
化与纸质化双轨并行也只能接受。“领导一来就是我要看你的台账，档案在手机里，不行
的，抽屉拉开来全是档案文件，领导觉得你这个工作是做得实的。所以不应是给基层培
训，而是要给领导培训，这个是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数字化想的是很好，技术
本身也很好，但是最后呢变形走样，问题就出在这儿。”（访谈编号：２０２４１２２６ＡＬＪ，街道
社工办干部 Ｙ）既有权力配置的落差因数字技术的引入愈加固化，基层干部往往缺少主动
调节的空间，只能被动应对权力赤字下的责任超载。
（三）情感逻辑：数字化平台与群众工作特点的矛盾张力
中国的基层治理是高度实践性的群众工作，其特点在于其遵循非制度化的情感逻
辑 ，依托人际互动中的人情、面子和关系等地方性社会资本开展基层社会的动员与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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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而数字化平台标准化、程式化、去人格化的技术理性恰恰与群众工作的感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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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存在天然的矛盾张力。
虽然 “居村通”为居民和居委干部在线互动提供了多个应用场景，但是不仅居民不
感兴趣，居委干部也很少通过 “居村通”联系居民，还是以线下面对面交流为主。一方
面，居民在与居委干部面对面的交流中，能够通过表情、语气、肢体动作等身体信号与空
间共在，直接感知到干部情感传递的真假亲疏，双方在互动中表达的关心、尊重、重视等
情感能量是促进干群情感联结的重要基础；而线下集体活动的氛围和仪式感，则契合了居
民借助集体互动获得归属感、认同感的情感需求，居民积极参与这类活动本质上是主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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