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5 - 《党政研究》2025年第6期

过权利流动激发市场创新活力。
最后，产权重构的落脚点在于分配环节实现 “劳动所得优先”与 “资本回报合理”

的辩证统一。数字劳动虽具有人机交互、虚拟化等新特征，但其价值创造仍遵循劳动价值
论的基本规律———活劳动是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因此，初次分配应坚持按劳分配为主
体，确保劳动者在数据增值中获得合理比重。这既包括直接参与数据生产的显性劳动，也
涵盖用户无意识但持续性的隐性劳动。然而，当前分配实践往往过度倾向资本要素，部分
平台凭借数据垄断获取超额利润，而劳动者收入占比持续下降。纠正这一偏差需双管齐
下，一方面通过数据要素市场建设显化劳动贡献，例如建立数据贡献度评估体系，将用户
活跃度、内容质量等指标转化为可量化的分配参数；另一方面规范资本回报范围，防止数
字资本通过算法黑箱、价格歧视等手段侵占劳动者权益。需要明确的是，坚持劳动优先并
非排斥资本。资本在数据基础设施投入、技术研发中不可或缺，但其回报应限制在弥补风
险与促进再生产的合理区间内。这种平衡本质上是对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时代化演
绎，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资料，其社会化使用必须服务于共同富裕目标，而非成为资本无序
扩张的工具。
数字劳动创造出的数据和信息产品的所有权归属问题，对劳动关系认定标准和体系形
成挑战，也成为劳资关系新的治理难点 。综而言之，数字劳动的所有权重构是一场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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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他性私有向包容性共有演进的法权革命。它通过主体多元性、权利结构性与分配公正性
的三重变革，将数据要素从资本增值的单一逻辑中解放出来，重塑为共建共享的社会化资
产。这一进程不仅需要制度设计的精巧性，更依赖对劳动本体论的坚守———唯有当数字劳
动者真正成为数据的主人，而非算法的附庸，数字经济的发展方能突破私有的桎梏，驶向
共有的光明彼岸。
（三）共享红利：数字劳动的发展权原则
数字劳动的发展权原则，作为从数字私有走向数字共有的关键枢纽，旨在超越传统资
本逻辑下劳动权益的狭隘界定，将发展视为数字劳动者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这一原则直
面数字资本主义中劳动异化的新形态———不仅关乎经济收益的分配，更涉及数字时代劳动
者主体性重建与社会公平的深层博弈。它要求通过制度创新与价值重构，使数字劳动的红
利由少数资本垄断转向社会共享，从而实现数字经济发展成果的普惠性与可持续性。发展
权原则的实践，本质上是对马克思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念在数字时代的呼应，其核
心在于破解技术赋能与资本宰制之间的张力，推动劳动从被动依附转向主动创造，最终实
现数字文明中人的复归。
首先，发展权原则体现为从 “数字鸿沟”到 “数字包容”的范式转换。数字鸿沟不
仅是技术接入的差距，更是社会正义的结构性断层———它源于数字生产资料占有不均所导
致的能力剥夺与机会排斥。传统数字私有模式加剧了这种分化，资本密集地区享有数据垄
断优势，而边缘群体则因基础设施缺失或技能不足被排除在数字红利之外。这并非单纯的
技术可及性问题，而是资源分配不公在空间、代际与阶层间的投射。要实现数字包容，必
须超越工具理性主导的供给思维，转向以 “属人优先”为准则的制度设计。具体而言，

需构建普惠性数字基础设施网络，降低接入门槛，同时将数字素养教育嵌入全民终身学习
体系———例如通过社区数字驿站与流动培训项目，使农村老年群体、低技能劳动者等弱势
者获得平等参与数字生产的能力。这一过程不仅是技术扩散，更是社会关系的重构。通过
公共数据开放共享与算法透明化改革，打破资本对数字生产资料的垄断，使数据要素从私
有资产转化为共有资源。数字包容的终极目标，是让每一位劳动者不再是数字经济的被动
接受者，而是主动建构者，正如马克思所提出的 “劳动本身”是人的 “生命活动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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