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89 - 《党政研究》202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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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保障权 (家庭保障、“五保”保障、优待抚恤保障、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农村部分计划
             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方面,不同程度
             地在推进和完善当中。总之,改革开放后城乡社会关系变化,程度不同地体现在由教育
             权、就业权、健康权、社会保障权、社会安全权、环境权等构成的民生权利体系和由知情
             权、选举权、参与权、结社权、表达权、监督权等构成的民主权利体系这两个权利框架体
             系当中。
                  上述变革带来的治理体制机制变化,就是国家与社会之间有了结构性的区分,亦即国
             家与个人之间有一个中间地带,并且这个中间地带由于社会分工和社会合作的不断深化、
             市场化的不断扩大而明确、多元。所谓的 “社会转型”与 “社会变迁”就具有了非常丰富
             的政治社会含义,比如,新旧 (经济社会)体制的转化、单位社会的逐步解体、利益群体
             的分化和新的社会身份的出现,社会分歧与社会冲突的增多、社会分层及公共社会的不断型
             塑、各种替代性资源的出现,等等。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联系方式、社会关系的变化,要
             求旧的治理体系必须做出适应性调整,以应对如此多中心的权力关系和多元化的社会关系。
                  以政党为中心重组社会,成为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的中心问题,政治体制原因如下。
             其一,从政党政治理论上讲,在政党国家体制 ( party - state system)中,政党与国家融为

                    〔 15〕
             一体。 中国共产党 “作为整体的政党”,可以被看作是国家的复本 ( a duplication of the
             state),它既在国家中,也同时在社会中。其二,关于政党与社会关系,马克思主义理论
             有如下论述:一方面,当社会群体形成共同的身份认同和利益诉求之后,政党作为这些社
             会群体的反映和表达而出现,其后续的变化也是被这些社会群体的变化所塑造的;但另一

             方面,作为行动主体的 “社会群体”这个范畴并不是自发出现的,而是被政党塑造出来
             并不断塑造的,也就是说,是政党的政治行动将多元而分散的个体民众聚合成具有统一身
             份认同和利益诉求的社会群体。 概言之,政党在组织或塑造社会的过程中,必须将自身
                                              〔 16〕
             融入社会,植根于社会,而不能外在于社会。并且,政党融入社会,并不仅仅是为了塑造
             社会,而在于组织社会。政党主要通过组织嵌入、价值引领和资源整合三个维度,实现其
             对基层社会治理的领导和引领。组织嵌入是集体行动得以实现的组织保障,也是政党领导
             和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核心所在;资源整合是克服集体行动困境的有效办法,是基层参与
             和决策的动力系统;价值引领可以为多元参与提供激励,是保障基层治理有效运行的长久
             之策。 这三个维度共同发挥作用,将分散的个体和群体整合进各种权威的代理组织当
                    〔 17〕
             中。总之,在组织社会或塑造社会的过程中,政党对社会进行政治引领,实现政党与社会
             一体化。这就是建立在 “民主集中制”原则基础上的政党中心主义的一种社会治理模式 ,
                                                                                                         ①
             亦即政党领导和引领社会治理成为当下中国地方 (基层)治理中最为核心的一种模式。

                 四、代理治理类型的比较分析:秩序观念、群体权利、社会关系

                  接下来,我们对传统与现代两种类型的代理治理展开比较分析,之所以能够对这两种
             代理治理类型进行比较分析,是因为两者具有一系列相似或相同的前提以及相似或相同的
             基础性与结构性条件。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比较分析的目标,并不在于比较它们之间是



                 ① 近些年来,一些学者基于中国的实践经验系统而明确地阐述了以政党为中心的治理理论,例如,“制度变迁中
                    的 ‘政党中心论’”(杨光斌:《政治变迁中的国家与制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 年版,第 182 ! 219 页)、
                    “将政党带进国家与社会关系当中”(景跃进:《将政党带进来———国家与社会关系范畴的反思与重构》,《探索
                    与争鸣》2019年第 8期,第 85 ! 100页)、“政党中心的国家治理”(郭定平:《政党中心的国家治理:中国的
                    经验》,《政治学研究》,2019年第 3期,第 13 ! 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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