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9 - 《党政研究》2024年第1期

建设的决定》专门强调，“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深入研究社会
管理规律，完善社会管理体系和政策法规，整合社会管理资源，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
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 通过社会管理的体制创新解决纷繁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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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矛盾。２００６ 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将 “和谐”作为社会建设的总体目标，强调通过 “完
善法律制度，夯实社会和谐的法治基础”，以法律条文编织新的社会秩序框架；“建设和
谐文化”，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解决道德失范问题；“完善社会保障
制度”，维系社会基本公平正义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国务院发布了 《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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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预案》，接着，２００７ 年 ８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社会安全的管理制度基本建立，但事实上在具体社会安全实践中党政机关仍然是主要社会
安全责任主体，管理过程的行政化可能造成社会安全管理 “一刀切”的情况，引发次生
安全性问题。
（四）２０１２ － ２０２１ 年：复合治理型范式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新时代我
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性转变纵横交错，让安全威胁和挑战更加错综复杂。除了传统类型
风险和现代类型风险的相互交织，还有显性安全和隐性安全的共生。相比于显性安全，隐
性安全更难察觉且有随时转变为显性的可能，增加了风险的不确定性，风险情境新常态倒
逼应急式安全管理模式转型，要求塑造全新的社会安全范式。一方面，“治理”理念代替
了 “管理”理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
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社会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亦是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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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有之义。社会安全治理的复合意蕴增强，表现在：治理主体是多元的，由一元主导转变
为 “国家主导 ＋社群参与”的复合参与模式，鼓励社会发挥自我调节功能；治理手段是
多样的，既有来自党政机关的行政命令，还有法治保障，同时通过道德约束规范社会行
为，将乡土中国中孕育出的 “枫桥经验”融入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治理机制是多维的，
从机械化、标准化的 “刚性”治理机制向 “韧性”治理转型，韧性治理突出安全内生性，
塑造社会自我适应、自我修复、自我学习的能力。在面对压力和冲击时，依然能够保持结
构和功能稳定，从而实现对风险的动态适应和共生共存，是重点治理和常态预防的有机统
一。另一方面，总体国家安全观对社会安全提出新期待。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要求下，社
会安全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信息、生态等多方面安全紧密联系，从宏观上把握各
安全系统之间的关系，以人民的安全需求为出发点，切实提升人民安全感，这是总体国家
安全观的根本指向。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提出 “加强国家安全体
系和能力建设，确保国家经济安全，保障人民生命安全，维护社会稳定和安全”“统筹发
展与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这充分说明，新时代我国将发展质量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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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效益摆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建设平安中国是新时代社会安全治理的总体目标。
（五）２０２２ 年以后：善治塑造型范式
在新时代十年不断的理论创新和积极实践下，社会安全范式又向纵深发展。２０２０ 年
新冠疫情暴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击疫情的 “人民战争”，以社区、村为单位的基层组织
是抗击疫情的 “前线”，社会安全治理体系和能力在抗击疫情中不断锻造，网格化、智能
化等治理机制不断完善。２０２１ 年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
进入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攻坚新时期，为社会安
全治理提供了新的历史起点。但与此同时，国际环境恶化，世界经济复苏乏力，逆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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