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0 - 《党政研究》202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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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由意识形态安全和文化安全复构形成的观念文化平衡耗散结构 （作者自制）
三、两种安全互动主导下的三种安全模式
二战以来，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观念文化安全主要受到来自美国的挑战。一个普遍
认同的情况是，美国早已实现意识形态社会科学化、文化商品产业化。 具体表现在，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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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式民主塑造成世界民主化标准通则，不遗余力地向世界各个角落推行，辅以军事、经
济、金融、科技发展优势，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成为美国国家政治利益在世界铺陈的重要
基础。文化上，将自由、人权融入以个人中心主义为核心的文化消费中，和政治、经济、
军事、外交相结合，形成了以文化商品为样式的文化输出，以新闻和网络为干预的话语攻
势。意识形态和文化的高隐性融合，形成了以经济为辅、安全为主的施压促变的多重模态
组合，对其他国家的国家安全形成非对称性挑战。 不同的国家在应对这些挑战时，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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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情况，往往模式不同。
（一）意识形态安全主导型 （苏联型）
哈贝马斯认为，国家要避免干预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否则将导致文化僵化，丧失对国
家合法性的政治维护。 苏联意识形态安全和文化安全的协同失效始于斯大林时期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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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的偏废。冷战爆发后，为应对西方国家对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激烈争夺，对外，斯大林
筑起密不透风、难以穿透的意识形态 “高墙”。对内，在政治安全面临威胁的压力下，意
识形态安全和文化安全形成的复构结构容易在压力下出现 “行动变形”现象。这种 “变
形”叠加斯大林 “个人崇拜”，形成了打着个人印记的意识形态 “大一统”局面 （见图
３）。 在这种局面下，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被粗暴干涉，社会主义文化以外的其他一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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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成果被全面否定，坚持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遭受排挤和迫害，文化界沉闷僵化；人民对社
会主义意识形态心生怀疑。根植于人民和社会的文化思想动摇，国家合法性根基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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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意识形态安全主导型———苏联型 （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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