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2 - 《党政研究》2023年第5期

豪劣绅而导致的农民与基层政权的对抗和共产主义运动在农村的兴起，这是一种国家与社
会的危机。
①
在双重危机中，本来是以政党来组织国家的国民党和蒋介石政权，演变为军权高于党
权。这种军权支配党权、政权，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国家建设与现代性成长产生了重大
影响。以军权支配党权和政权，使得国民党难以以有效的意识形态来整合资源和组织国
家，只能以就军阀式的私人关系形成对领袖的个人忠诚，使得国家的组织体系主要不是建
立在政党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个人基础上。这样国家的组织体系就脆弱不堪，政权失去
了原来 “扶助农工”所形成的阶级基础，结果军事失败就是政权的失败。军治政权虽然
对国家现代性成长起了一些作用，但无力从根本上应对国家面临的总体性危机。
在总体性国家危机中，政治的道德基础丧失了，官僚组织系统不能有效形成，而军队
主导的政权因缺乏阶级基础也归于失败，历史把组织国家的选择交给了中国共产党。鉴于
旧军阀以个人关系为纽带而走向失败的教训，并借鉴苏联红军以党治军的经验，中国共产
党在军队的各个层级上建立了严密的党组织，形成了 “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的
党军关系。共产党极具魅力的意识形态宣传所形成的强大的对社会的政治动员能力，党对
军队的绝对领导所形成的军队的高度组织化和战斗力，使共产党最终夺取政权，历史性地
成为组织国家的主导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以党的一元化领导为原则的国家组

织体制，改变了过去一百年中国 “一盘散沙”的无组织状态，把新中国有力地组织起来，
从而形成的强大的动员和组织能力能够满足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需要。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特
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
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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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代化规律：组织化程度递增

上述三大现代化模式告诉我们，现代化是梯次推进的，而且越是后来的现代化，组织
化程度越高。不仅如此，在现代化之前的长周期历史的国家比较中，组织化都是决定国家
兴衰的一个关键因素。然而，比较政治发展研究告诉我们，组织化犹如双刃剑，一方面国
家本身就是组织化的最高实现，另一方面现代化包含着个体权利解放，而组织化和个体权
利之间的张力既可能导致现代化的挫败，也可能造成政治共同体的极化。
（一）组织化程度与国家兴衰
简单地说，中国之所以长期领先于世界，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从秦朝开始就是一个组
织化程度较高的国家，西方自罗马帝国后直到 １６ 世纪左右才开始出现有组织的国家即民
族国家，这其实是中国政治史与欧洲社会史各自展开的结果。钱穆先生对中西方政治有过
精辟对比：“中国政治，是一个 ‘一统’的政治，西洋则是 ‘多统’的政治。当然中国历
史也并不完全在统一的状态下，但就中国历史讲，政治一统是常态，多统是变态；西洋史
上则多统是常态，一统是异态。我们还可更进一步讲，中国史上虽在多统时期，还有它一

统的精神；西洋史上虽在一统时期，也还有它多统的本质。”中国以一统为常态，即使分
②
裂，仍然有着一统的观念和精神；西方以多统为常态，即使统一，仍有着多统的诉求和本

① 参见杨光斌 《制度变迁与国家治理：中国政治发展研究》第八章：权力危机下的政治失败，北京：人民出版
社，２００６年版。
② 参见钱穆 《中国历史精神》，北京：九州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 ２３ 页。李零也有类似的说法，“我们是聚多散
少，他们是聚少散多，他们的传统是分，即使合起来，也是合中有分。这个文化基因一直影响着他们的头脑。”
参见李零 《我们的中国》（第一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６年版，第 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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