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7 - 《党政研究》2023年第5期

首要象征的国家自主性反而丢失了，在哪里去 “找回国家”？换句话说，国家建设中形成
的国家自主性不会因 “国家”出现而自动发生，“国家”背后还有一只大手———政党。亨
廷顿认为强大的政党与一个国家的政治安定成正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非共产
主义现代化国家都缺少强大的政党和政党制度” ，因而形成的政治体制比较脆弱。在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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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有影响的学者中，持这种论断的并不只是亨廷顿一人。著名的政党理论家萨托利认为，
多党制需要存在一致信仰的基础，而相对于西方的自由民主国家，“在第三世界的大多数
地方，多党制缺少一致信仰的根基”。况且，发展中国家的优先性任务是重建国家秩序和
经济发展，“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多党制不能解决国家建设和经济快速增长的难题，这
是相当公正的”。因此，一党制对于发展中国家未必是一种不好的选择。关于对一党制的
价值判断，萨托利指出：“一党制并不见得一定要有专制的气味，除非人们特别赏识政治
多元主义的精神和美德。” 有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西方政治学中的国家建设理论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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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重新思考。
第三，政党与国家治理的关系。使命型政党可能解决了国家建设中的国家自主性问
题，但有的使命型政党为什么不能解决国家治理的种种难题而最终败下阵来，比如苏共。
比较而言，中国共产党不但解决了国家建设问题，还在国家治理中一枝独秀，才有 “中国
式现代化”命题。其中的理论内涵不是一言两语能说清楚的，但既然是 “党治国家”，即
党组织与国家组织高度同构化，那么，官僚化政党或人民性政党，就是回答 “党治国家”
成败的关键所在。
第四，政党与优秀传统文明的关系。使命型政党最初都是革命党，革命党的目标是破
坏旧社会、建设新世界。但是，革命党建设的 “新国家”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
是在自己的历史文化中长出来的一部政治生态，这个政治生态不能独立存在，需要大环
境、大生态的滋养，因此使命型政党必须处理与各自传统文明的关系。
总之，政党主导的中国式现代化不但开辟了一条新的现代化道路，更是对社会科学既
有知识体系的巨大挑战。但是，新生的政党中心主义同样受到 “先发”的知识体系的压
力和挑战。

四、反思性问题：社会中心主义政治理论的挑战

从上述现代化模式看，政治思想和社会科学理论至少应该产生 “社会中心论”、“国
家中心论”和 “政党中心论”，但是在政治思想上和国际社会科学中，长期居主导地位的
却是由英美模式而产生的社会中心论。无论是在法国、德国、日本，还是在俄国和中国，
围绕 “社会中心论”而展开的理论早已经成为很多人的常识性思维方式，以至于难以跳
出这种思维窠臼而进行换位思考，自觉或不自觉地以社会中心论为标准而衡量任何其他国
家的制度变迁。与 “社会中心论”比较， “国家中心论”只是新近才被 “重新发现”，
“政党中心论”则刚刚出笼。“社会中心论”的宰制性地位对国家中心主义和政党中心主
义构成了严重挑战。
“社会中心论”主要是围绕 “自然权利”和 “社会契约”而建构起来的，主要是关于
社会和民众权利的学说。社会中心论的核心是，社会高于国家，国家只不过是实现社会或
个人 （人民）利益的一个工具。这种政治逻辑不仅仅是理论上的论证，还是一条最早的
现代化之路。社会中心理论本身的问题及其解释力都不妨碍其强大的影响力，这是因为：
第一，英美模式的现代化本身就是一种社会中心论，它们自然成为很多其他国家所效
法的榜样，是其他国家的人民自觉或不自觉地赖以参考的指标。所以形成这样的思维依
赖，不但是因为英美国家是一种痛苦较小的现代化模式，还因为英美所进行的模式和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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