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86 - 《党政研究》2023年第4期

文化意义上的 “大一统”，即认同天子的权威性，虽然具有政治认同的意义，但它是诸侯
国君获取权力 “正统性”来源，主要是以礼和乐来表达这种认同的，核心不是强制。然
而，郡县制的 “大一统”之所以称为 “大统一”，它不仅强调礼乐的规训，而且更强调权
力的强制性即驯服。因此，董仲舒的 “帝王之道”强调 “同条共贯” ；王吉所说的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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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统”则是 “六合同风，九州共贯” 。二者本质上是一样的。班固还说：“汉兴，因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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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 现代学者钱穆也认为是 “汉随秦制”即所谓 “秦代是汉代的开始，汉代是秦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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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延续”。 这实际上最主要的体现就是郡县制上。不过，汉高祖刘邦最初不仅分封了同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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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侯王，而且首先是分封了异姓诸侯王。这是特殊环境下的选择，异姓诸侯王早就拥兵自
重，但绝非汉高祖内心所情愿的事情。然而，异姓诸侯毕竟是因战功或因特殊的政治而成
就其地位的，只是为了暂时安抚那些开国功臣而已，最后都被汉高祖以各种罪名清理了，
从而要履行其白马之盟即 “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 至于同姓诸侯王由于血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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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汉朝效忠，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拱卫朝廷的作用，但在高祖以后 “干弱枝强”的问题
逐渐显露出来。因此，朝廷层面的幕僚就不断提出 “削藩”的倡议。最早提出这项建议
的是贾谊，当时汉文帝又封淮南厉王子四人为诸侯，贾谊 “数上疏，言诸侯或连数郡，非
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听”。因此，贾谊被贬谪为长沙王太傅。
①
贾谊之后在 “削藩”上更加激进的是晁错。最初为中大夫的时候，晁错就曾向文帝
上疏削藩，文帝也只是听听而已。及至景帝，晁错更是 “请诸侯之罪过，削其地，收其枝
郡”。结果，在庞大的诸侯压力和政治反对派袁盎的陷害下，晁错最终被腰斩于东市。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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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同姓王七王之乱被平定，诸侯势力大大削弱，中央集权得到了加强；但是，同姓王的诸
侯势力依然存在，即便到汉武帝时期，大汉帝国已经推行思想一统 （“独尊儒术”）之策，
主父偃在实践中践行这一主张，他最大的困境依然是如晁错一样是该如何处理诸侯势力。
不过，主父偃采取了隐性的 “削藩”，“古者诸侯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今诸侯或连
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纵以逆京师。”因此，他建议武
帝 “令诸侯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即 “推恩令”。 “推恩令”将过去诸侯王只将爵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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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封地传给嫡长子的情况改为可由诸侯王的所有儿子参与封地继承，通过这样的方式稀释
了诸侯的权力，从而使诸侯王无力对抗中央。因此，这是一种隐性 “削藩”。即便如此，
主父偃依然成为刘姓诸侯王的眼中钉，最后依然是与晁错同样的悲剧。从历史来看，诸侯
与中央之间的矛盾，演绎了两汉的历史。换言之，大汉帝国的确承继了秦朝作为政治制度
的 “大统一”，但地方诸侯与中央政府的紧张关系在汉景帝时期爆发，“七王之乱”平定
的确强化了中央集权，但西汉末期地方豪强崛起实际上与此前的诸侯与中央政府关系存在
的诸多症结有关。直至隋唐，地方与中央的关系由原来的诸侯与中央的紧张关系转变为豪
强与中央的紧张关系。
隋朝统一中国后很快被唐朝取代，在贞观初年，究竟是实行封建制还是郡县制，朝廷
中有一次重大的政治辩论。这实际上是关于政治制度的一次重要论争。以大臣萧蠫为代表
主张封诸侯以保长治久安，并认为 “封建之有明效也”。 以魏征等为代表则坚决反对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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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认为 “若分封诸侯，则卿大夫咸资俸禄……又，燕、秦、赵、代俱带外夷，若有警
急，追兵内地，难以奔赴”。因而，这一派力主郡县制。还有以颜师古为代表的则是折中
派，主张 “分王宗子，勿令过大，间以州县，杂错而居，相互维持，使各守其境，协力同
心，足扶京室；为置官僚，皆选司选用，法令之外，不得擅作威刑，朝贡礼仪，具为条
式。一定此制，万代无虞”。 颜师古的主张增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即 “法令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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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擅作威刑”，这颇似现代立法之中的 “运用公权，法无授权即不可为”的原则。不

① 司马迁． 史记 〔 Ｍ〕 ． 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３年版点校二十四史修订本，３０３４；不过，最初贾谊反对分封的上疏
文帝是高兴的，为此贾谊被文帝提拔为太中大夫。然而，一些诸侯因担心被削去大权而诋毁贾谊 “年少初学，
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于是贾谊被贬为长沙王太傅。参见班固撰，颜师古注． 汉书 〔 Ｍ〕 ． 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６２：２２２１ － ２２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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